解码《中国共产党简史》中的惠州元素

  【编前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经党中央批准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以下简称“《简史》”),是为配合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编写的党史简明读本。

  《简史》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严格遵守两个“历史决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忠实记录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 图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北平西苑机场迎接前来解放区的各界人士。

  《简史》以史论结合的形式,重点叙述和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战略部署、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及其发展历程。《简史》文风朴实、通俗易懂,是全党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历史的重要读物。

  《简史》共10章,70节,约28万字。在28万字的篇幅内呈现党成立一百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在取舍详略之间颇具匠心而又惜墨如金。令我们感到欣喜而骄傲的是,《简史》中共有近20处论及与惠州有关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所关涉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论述等,足证惠州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地位和影响。 

1962年,周恩来、邓颖超观看歌剧《白毛女》后与舒强及演员们合影。

  习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为了帮助和引导全市广大党员认真学习好《简史》这本党史学习教育必读教材,我们在认真研读《简史》的基础上,爬梳剔抉,对《简史》中关涉惠州的有关党史事件、党史人物、历史论述等作适当的解读、背景延伸、拓展,以增强我市党史学习教育的贴近性和生动性,相信对大家更好地学习《简史》有所启发、有所收益。

  

  ●关键词 农民运动

  惠州是广东开展农民运动最早的地区之一

  党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开始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浙江萧山衙前村农民大会于1921年9月召开,中国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宣告成立。1922年7月,彭湃在广东海丰县成立第一个秘密农会。到1923年5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很多地方建立了农会,会员达到20多万人。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18页

  品读: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惠州有识青年抱着满腔爱国热情,找寻救国之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东江地区尤其是惠州的知识青年深受“五四”运动影响,惠州也成为广东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地区之一。一批爱国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阮啸仙、刘尔崧等东江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也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骨干。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为东江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早在1922年10月,较早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先进知识青年彭湃,在海陆丰组织领导农民运动,牵头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海丰特别支部,带领团员深入劳苦大众,宣传革命理想,动员农民起来革命。

  彭湃成立的秘密农会,是1922年7月29日他在家乡海丰县赤山约成立的六人秘密农会。在会上,彭湃与另外5位农民歃血为盟,庄严宣誓,决心组织农会,为农民的利益而奋斗,一心一意闹革命。农会从揭露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入手,唤醒受压迫的农民起来抵抗不合理的制度,维护自己的利益,很快赢得了农民的信赖。农民运动,成了共产党领导东江人民彻底改变命运的先导。

  1923年元旦,赢得农民信任的彭湃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开展农民运动,并迅速把革命的星星之火引到惠东高潭及周边地区。4月,在彭湃的指导下,惠阳第三区(高潭)农民协会成立,黄星南为会长,这是中国最早的农会之一。5月1日,彭湃发表了《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归”即归善,惠阳旧名)。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海丰总农会改称惠州农民联合会。7月,惠州农民联合会改为广东省农民联合会,会员达13.4万人。由此可见,大革命时期的惠州,是广东开展农民运动最早和开展工农运动最好的地区之一,也是党组织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之一。

  

  ●关键词 两次东征

  加快中共东江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进行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25年,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军阀陈炯明部和邓本殷部,平息杨希闵、刘震寰两部在广州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24页

东征军攻陷惠州城。

  品读: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为了推进国民革命运动,国共两党进行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东征和南征。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对盘踞在广东东部的军阀陈炯明进行第一次东征。第一次东征获得全面胜利,回师广州。6月,原已被打败的陈炯明残部,乘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重新占领惠、潮、梅各地,企图向广州进攻。为彻底消灭军阀势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广州国民政府决定第二次东征,惠州成为最为关键的战场。

  第二次东征,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罗加觉夫、切列潘诺夫等人为军事顾问。东征军编为三个纵队,总兵力3万多人。10月6日,东征军各路纵队先后出发,开赴惠州,9日抵达博罗。在博罗东征军总指挥部制定了攻打惠州的作战方案,决定以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军为骨干的第一纵队为攻城军,担任作战主力。

  10月14日午后2时,根据周恩来的部署,总攻惠州城的战斗打响了,周恩来亲临指挥。东征军设在飞鹅岭等高地的火炮阵地,分别轰向敌军的重点目标。3时整,攻城部队发起攻击,他们趁炮火刚停的一瞬间,将竹梯迅速移至城墙攀梯登城。经过血腥搏杀,东征军战士终于将革命军旗帜插上了惠州城头。惠州城也在这天结束了自宋代以来从未被攻陷的历史。 

东征军祝捷大会会场。

  如果说由共产党员组成的敢死队是攻城部队的一把尖刀,那么刀刃就是连长陈赓。在炮火的掩护下,陈赓挟竹梯率敢死队冲至城墙下,一面向城垣攀登,一面向城内投掷手榴弹。陈赓的左脚被敌军打伤后仍旧冲杀,一鼓作气击溃敌军防线。亲身经历这一战役的苏联顾问感叹道:“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在收到东征军捷报之后感动地说:“确实不愧为共产党员领导的战斗部队!”

  东征的胜利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和巩固,也让东江人民初步尝到了革命胜利的喜悦。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队参与了两次东征。东征胜利后,周恩来于1925年11月21日至1926年3月16日出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主持惠、潮、梅各属25县2市的行政工作。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记载,“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地区行政的主要领导职务”。

  周恩来主政东江,让革命的种子在东江人民心中生根发芽,加快了中共东江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党的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1927年春,东江地区的党员人数已达4000多人,占广东全省党员人数的一半,是大革命时期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 

  

  ●关键词 叶挺

  “北伐名将”赢得“铁军”称号

  党还进行了创建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尝试。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孙中山支持下,以部分党、团员为骨干,把大元帅大本营的铁甲车队改组为一支实际受党指挥的革命武装。1926年初,建立了由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24页

  北伐进军过程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尤其是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率先攻入武昌城,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26页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占领南昌城。随后,根据中央的计划,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37页

  (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苏维埃政府,但终因敌众我寡,第三天即告失败,张太雷和许多革命者壮烈牺牲。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38~39页

  (1937年)接着,党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约1.03万人。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74页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伏击和围攻,除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过程中遇害。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89~90页

  党中央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并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90页 

叶挺。

  品读:《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共有7处提到叶挺,可见叶挺的重要地位。《北京青年报》2001年5月8日《叶挺:我军首任总司令》一文报道,毛泽东曾当面称叶挺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并对他说“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毛泽东为什么要说人民军队的战史从叶挺写起呢?这是因为1927年12月爆发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发动的广州起义,首次打出了“红军”旗号,而叶挺当时担任红军的总司令(广州起义总指挥是中共早期卓越领导人张太雷,他不幸牺牲于此役),“第一任总司令”之说也由此而来。人民军队的战史就这样在“首任总司令”叶挺领导下于血与火中拉开了序幕。

  叶挺(1896-1946),惠阳秋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叶挺就以“北伐名将”的威名蜚声中外。1917年,叶挺参加粤军。1922年,叶挺任孙中山的警卫团二营营长。1924年11月,“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正式成立,编制上隶属大元帅府,队员主要是由中共广东区委从来自广州、海南、东江等地的工人和农民中挑选出来的革命青年组成。铁甲车队的工作、活动和人员调配都是直接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实际上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部队。后来的叶挺独立团正是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创建而成。

  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经过争取得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同意,于1926年初在肇庆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全团2100多人,由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叶挺独立团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叶挺率独立团作为先锋首出湘南,连战连捷,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所部被称为“铁军”。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叶挺以团长职务被国民政府破格提为少将,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不进行武装反抗,就无异于坐以待毙。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中,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中国共产党简史》这么评价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广州起义。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号,叶挺任总司令。在中国革命的转变关头,叶挺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由于先后受到李立三、王明的无端指责而被迫开始了长达10年的海外流亡生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叶挺回到上海与周恩来会面,向他表达了自己要求参加抗战的强烈愿望。

  1937年10月,叶挺赴延安,向党中央请示关于组建新四军等问题,表示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抗战到底。毛泽东主持为他召开欢迎大会。会上,叶挺激动地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时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

  叶挺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以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向国民党交涉,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并担任军长。此后,叶挺率领新四军奋战大江南北,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威震中外,并得到嘉奖。毛泽东赞誉叶挺“领导抗战,卓著勋劳”。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叶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之久,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946年3月4日,经中共中央多方面努力,叶挺始获自由。叶挺出狱后第二天即电告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月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电告叶挺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

  1946年4月8日,叶挺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失事,叶挺遇难身亡,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中共重要领导人以及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和幼子阿九。

  噩耗传出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题词:“为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周恩来评价说:“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陈毅曾对叶剑英感叹地说:“若是叶挺同志还在,就该有两个叶帅了!”1989年11月29日,新华社公布了中央军委确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3位军事家,叶挺将军的大名位居其中,排名紧跟元帅之后。

  

  ●关键词 东江革命根据地

  高潭中洞成东江地区工农武装斗争的指挥中心

  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6.2万多人。在毛泽东等领导的赣西南、闽西根据地以外,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促成这一时期革命形势好转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简史》第46页

潮阳、普宁、惠来边区的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办公室旧址。

  品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被捕牺牲,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或逃亡港澳和海外,工农运动陷入低潮,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为了民族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武装夺取政权的艰难探索。

  1927年4月下旬,东江地区共产党人根据广东区委的指示,建立起东江地区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东江特委”),带领东江人民发动了1927年夏季的“讨蒋”起义、秋收起义和1928年的年关暴动。东江特委在全国率先举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探索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揭开了东江地区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东江地区一系列讨蒋武装起义,参与工农群众达3万多人,在全国的讨蒋武装起义中具有爆发时间早、起义规模大、影响范围广的特点。南昌起义爆发后,起义军余部1000多人在陆丰与东江特委取得联系后,于10月12日经激石溪进入高潭中洞一带。1927年10月中旬,东江特委根据广东省委的有关指示在中洞对南昌起义军余部实行改编,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后称“红二师”),同时设立红军医院、红军被服厂、中共东江特委印刷厂、红军兵工厂、电话所等机构。高潭中洞成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后方基地,东江地区工农武装斗争的指挥中心、红色心脏。 

1930年惠阳县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布告。

  1927年11月11日,高潭圩召开近万人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庄严宣告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是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第一批区级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组织第一次创建工农革命政权的勇敢尝试,为中国革命史增添了辉煌一页。至1928年8月,东江地区共有党员29500多人,约占广东省党员人数一半,是当时全省及全国党员人数较多的地区组织之一,受到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重视。

  1928年1月,东江特委和东江各县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利用年关豪绅地主催租逼债的机会,领导工农群众实行年关暴动,实施省委提出的“由海陆丰扩大到全东江割据的计划”。暴动先后在海陆丰、紫金、普宁、五华、丰顺、惠来、惠阳等地发起,东江苏维埃区域从海陆丰向潮梅地区扩展。暴动后,彭湃执行广东省委关于“完成东江的割据”“潮梅特委与东江特委发生亲密的关系”等要求,率领红军转战潮阳、普宁、惠来等县,促进了这些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开辟。潮普惠根据地的开辟,使东江地区通过实行武装割据,建立起大块革命根据地。

  1928年10月底,广东省委设海陆惠紫特委,12月改为海陆紫特委,惠阳县委由省委直接领导。自1929年3月起,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不断,为海陆惠紫革命形势高涨提供契机。1929年12月底,海陆惠紫红色区域连成一片,海陆惠紫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在省委的指示和指导下,1930年5月1日,东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丰顺县八乡山滩下庄屋坪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84人。这次会议宣告东江苏维埃政府和红十一军成立,标志着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也标志着东江地区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潮。

  

  ●关键词 东江纵队

  “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

  在华南,广州失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积极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和东江纵队。——《中国共产党简史》第85页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于1943年12月2日宣告成立。图为1944年1月军民庆祝东江纵队成立大会会场。

  品读:1938年10月12日,侵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不久,东江下游各县及广州相继沦陷。抗战期间,日军4次入侵惠州,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造成巨大人员和财产损失。据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惠州军民直接伤亡2.1万多人,间接伤亡人口达10万以上。

  日寇入侵惠州和东江下游地区后,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发展迅速、战绩辉煌。1938年12月,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成立;不久,王作尧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在东莞成立。1940年9月,这两支抗日武装组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正式宣告成立。 

1944年东江纵队军官在惠阳土洋村合影,左起依次为黄作梅、周伯明、曾生、林展、饶彰风。

  东江纵队成立后,从南到北不断袭击平湖、天堂围、林村、常平、新塘等车站的日伪军,使这条交通大动脉始终不能正常通车。1944年8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和军政委员会为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精神,在惠阳葵涌土洋村(今属深圳)东纵司令部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土洋会议”。会议决定创立罗浮山以北、翁源以南,东江、北江之间的根据地。1945年6月,东江纵队领导机关迁入博罗县罗浮山,执行党中央建立五岭战略根据地的指示,使我军在南方有一个坚强的战略基地,使华北、华中和华南三大敌后抗日战场南北呼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旧址——惠阳秋长周田村育英楼。

  抗战期间,东江纵队英勇奋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到1945年6月,东江纵队发展成为拥有9个支队和4个独立大队、11000多人的队伍。抗日根据地从东江向四面扩展,总面积约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450万。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东江纵队对日、伪军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俘虏(包括投诚)约3500余人,缴获各种枪6500余支、炮25门。东江纵队有2500余名指战员英勇捐躯,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力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东江纵队虽然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但他们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造性地把抗日游击战争从农村推进到敌占区的香港及沿海城市,成功创造了城市和沿海抗日游击战争的典型范例。以东江纵队为主力的华南抗日武装,与八路军、新四军一道,被朱德誉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东江纵队被中共中央军委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也标志着东江地区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潮。

  

  ●关键词 秘密大营救

  “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党中央及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紧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负责人,营救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这次营救活动历时半年多,共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800余人。香港沦陷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挺进敌后,坚持开展海上游击战和城市游击战,经常对日、伪军发起袭击,有力配合和支持了广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88~89页 

 

著名画家丁聪关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营救文化名人的漫画。

  品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12月25日,香港沦陷,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处境非常危险。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尽快将他们营救出来。在周恩来亲自策划、指挥下,廖承志、连贯、张文彬、梁广、杨康华、尹林平等领导华南各级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完成了“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茅盾语)。这就是蜚声中外的“秘密大营救”。

  日军侵占香港后,物价飞涨,粮食告急。日军为应对粮食紧缺问题,计划疏散大批难民回内地,限令没有工作、没有居所的华人离开香港。得知这个消息后,廖承志、连贯、张文彬等决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迅速组织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撤离。接到这个光荣、神圣的任务之后,华南各级党组织和东江纵队争分夺秒,迅速开辟九龙前往宝安、惠州、澳门和海丰等地的交通线,组织精干力量秘密护送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到东江游击区,再转往大后方。

  秘密大营救从1941年底开始,至1942年夏结束,通过水路、陆路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300多人,其中茅盾、廖沫沙、韩幽桐、胡绳、张友渔、邹韬奋等途经惠州,然后前往大后方。此外,还营救出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家属、第十二集团军司令余汉谋夫人上官贤德、英美军政人员,合计800多人,没有一人遭遇意外。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除了坚持在香港开展海上游击战和城市游击战外,还充分利用熟悉香港情况等有利条件,积极参与大营救工作。

  这些被营救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积极参与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学、艺术、新闻等各个领域的工作,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上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艺术图谱,更加凸显这次大营救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价值。

  秘密大营救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组织的一次重要的统一战线行动,为争取最广泛的人士参加抗战和赢得抗战的胜利、支援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史诗般的贡献,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亲密关系,为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关键词 白毛女

  中国第一部新歌剧

  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于1942年5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向抗战前线,深入农村、部队、工厂,接触群众,体验生活,创作了《白毛女》《兄妹开荒》《逼上梁山》《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其中《白毛女》是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集体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通过真实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揭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101~102页 

《白毛女》剧照。

  品读:《白毛女》不仅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也是中国歌剧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白毛女》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艺术家们集体创作的作品,其中有两位艺术家——陈紫、舒强与惠州息息相关。

  陈紫(1919-1999),惠州府城金带街人,中国歌剧界泰斗。中国歌剧舞剧院在《陈紫同志生平及歌剧艺术》中称他为“中国新歌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在中国歌剧史上留下了多彩的一页。”

  1937年,陈紫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次年赴冀中游击区,同年考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成为三期学员;1940年毕业后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工团团员,后为音乐研究室研究生。在1944年至1945年间,陈紫参加了歌剧《白毛女》的音乐创作,是作曲者之一。《白毛女》在1950年、1962年两次修改时,陈紫也是主要作曲者之一。

  《白毛女》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成功的文学艺术作品。1985年,为纪念《白毛女》首演40周年,歌剧《白毛女》复排上演,并由彭丽媛主演喜儿。2018年4月,彭丽媛在中国音乐家协会机关刊物《人民音乐》上发表万字长文《我和喜儿》。文中记录,时任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著名剧作家、词作家乔羽先生曾对彭丽媛说:“我与原创贺敬之、陈紫等见面,他们也一致认为,你是《白毛女》诞生以来最好的喜儿之一,可以称为第三代喜儿的代表。”

  舒强(1915-1999),原名蒋树强,江苏南京人,著名话剧导演、演员,戏剧理论家、戏剧教育家,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延安鲁艺教员、华北联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之一)艺术系主任,参与筹办中央戏剧学院并任系主任、教授,后任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总导演,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等,为中国话剧、戏剧事业培养了一批表演、导演艺术人才。

  舒强青年时即投入左翼戏剧活动。皖南事变后由中央南方局安排随一批文化界人士撤退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舒强在秘密大营救中被营救到东江游击区,在游击区生活一个多月后,由惠阳经韶关转桂林、重庆。1944年3月,他到达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授。

  舒强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最突出的成就是成功导演了红色经典《白毛女》。

  《白毛女》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为中国新话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树立了典范,是中国第一部民族新话剧。1945年初,《白毛女》作为献给党的七大的礼物,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大获成功。1945年4~5月在延安演出30多场,“演出时间之久、场次之多,在延安是罕见的”。随后又演遍了整个解放区,极大地推动了土改运动的开展,“像号角一样,唤起民众觉醒,为翻身自由和为民族解放奋起而斗争。”1951年,《白毛女》获得斯大林文艺奖二等奖。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白毛女》相继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舞剧、芭蕾舞,苏联、日本、印度及波兰等国家翻译或排演过,在国际文艺舞台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舒强重新导演了《白毛女》。

  1985年6月,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和《白毛女》上演40周年,中国歌剧舞剧院决定重排《白毛女》。已经退休的舒强被聘为总导演,重排演出获得巨大成功。

  《白毛女》在中国话剧、歌剧发展史上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的红色经典!舒强三次导演《白毛女》,证明了他高超的导演艺术才华和在中国话剧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重庆谈判

  柳亚子称颂毛泽东“弥天大勇诚堪格”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一行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行动,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113页 

1949年5月,毛泽东在颐和园益寿堂拜访柳亚子。

  品读: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始人之一。他曾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民主活动,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中央常委兼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即“民盟”)中央执行委员等。他出席中国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胡乔木这样评价他:柳亚子是忠贞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杰出的革命诗人。

  在秘密大营救中,柳亚子和柳无垢父女与何香凝、经普椿(廖承志夫人)从香港辗转到海丰,后经韶关转往大后方。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中国。战后的政治形势有利于中国政局朝着和平民主方向发展,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目的是延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不得不表示愿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一行从延安飞抵重庆,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至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双十协定》,历时43天,期间形势曲折复杂,还发生了“李少石事件”。毛泽东一身而系天下安危,他的安全时刻牵动众人的心。柳亚子“弥天大勇诚堪格”,形象地表达了各界人士对毛泽东为争取和平而深入虎穴、以身犯险彰显的“弥天大勇”的敬佩和称颂之情。

  毛泽东与柳亚子相识于1926年5月,时任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在国民党二大期间于广州初识。他俩一起品茶论诗,颇为投契。1929年柳亚子在上海闻知毛泽东在湖南举起“赤帜”又忽闻毛泽东遭遇不幸传言,写下诗作《存殁口号》:

  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神烈峰”即南京紫金山,孙中山陵墓所在地。“两列宁”作者自云即指孙中山与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与孙中山先生并列,都是中国近现代的领袖人物。

  1945年9月2日柳亚子应约在重庆红岩与毛泽东见面,“握手惘然,不胜陵谷沧桑之感”,写下了《赠毛润之老友》一诗: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堪格,遍地劳民乱倘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归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其中的“中山”当指孙中山,“卡尔”即“卡尔·马克思”。此诗9月2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弥天大勇诚堪格”一句尤为人赞同。

  柳亚子当时为编《民国诗选》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雪》以赠。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谭》首次刊发,标题改为《毛诗·沁园春》,署名“毛润之”。诗作发表后轰动山城,一时洛阳纸贵,竞相传诵,充分展现了一代伟人叱咤古今、傲视当代的气魄和风采,赢得了民心、赢得了舆论,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为中共在重庆谈判中赢得主动权创造了有利氛围和环境。

  

  ●关键词 “五一口号”

  揭开了协商建国的序幕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热烈响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简史》第129页 

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五一口号”。

  品读:廖承志,惠阳人,1946年后任新华社社长,缘起并受命发布了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1948年“五一”前夕,中共中央发布了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五一口号”。

  中国共产党向来有在重大节日发表口号、宣言,举行集合、游行,在党主办和指挥指导的报刊发表社论、文章等惯例。比如1927年5月1日,中共五大发表《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告中国民众书》;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五一口号”发布的缘由,源自时任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均为同盟会元老、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廖承志曾参与陕北新华社和《解放》周刊的创办工作,在香港创办《华商报》《救亡日报》等抗日救亡报刊。1936年12月,参加长征到达陕北的廖承志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因精通日、英、法、德、俄等语言负责全部外电工作,且承担编辑新华社广播稿件的任务。1946年廖承志任新华社社长。1948年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战锋直逼国民党长江防线,历史将发生重大转折。廖承志认为“五一”重要时刻,中共肯定有重大主张需要公布,于是向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简短的电报予以请示。

  廖承志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认为正是通过新华社发布建设新中国政治主张的重要时机和最好契机。

  毛泽东同志字斟句酌,对有关人士起草的“五一口号”的初稿共作了27处修改,一字一句皆有深意。他亲自起草了意义重大的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五一口号”的点睛之笔和关键之处,高度概括了中共中央的建国方略。毛泽东同时删除了初稿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万岁”并将第二十五条“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改为第二十三条,充分彰显了一代伟人的博大胸襟和品格。

  1948年4月30日,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五一口号”,新华广播电台同日进行了全文播放。新华社的电讯稿是针对全国各大报纸的。第一个刊登的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当时民主力量在香港的喉舌香港《华商报》(廖承志受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指示于1941年创办,报头系孙中山先生手书),在香港率先同日刊发。5月2日《人民日报》(时为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群众日报》《解放日报》《东北日报》《晋绥日报》《冀鲁豫日报》纷纷全文刊发。

  “五一口号”迅速传播到海内外,吹响了协商建国的集结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

  

  ●关键词 特区建设

  惠阳地区助力深圳特区建立

  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报告,确认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在中央决策的推动下,来自四面八方的特区建设者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短短几年间,将深圳、珠海这些昔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建设成为生机勃勃的崭新城市,创造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中国共产党简史》第237页 

 

1979年7月,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揭开了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崭新一页。

  品读:惠州与深圳同饮一江水,同是一家亲。惠州是原惠阳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深圳在建特区前是原惠阳地区宝安县下辖的一个小镇。

  改革开放前的惠阳地区范围广阔,下辖惠州市(县级市,今惠州市惠城区)、惠阳县、惠东县、东莞县、博罗县、河源县、龙川县、紫金县、连平县、和平县、海丰县、陆丰县和宝安县共13个县(市),行署驻地惠州。

  40多年前,宝安县还只是惠阳地区的一个落后的边远辖区。

  然而,惠阳地区在对外开放中对宝安县的定位提出超前、有预见性的规划。1978年在惠阳地区管辖宝安县时,根据该县毗邻香港的区域优势,惠阳地委向省委提交《关于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的请示报告》,这是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提出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经广东省委报请中央同意,1979年1月,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实行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在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向中央提出在深圳试办贸易合作区。7月15日,中央批准在深圳市内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改为经济特区。

  深圳市试办经济特区,惠阳地委在省委的大力支持下,顶住各种质疑和非议,加快县改市和试办经济特区前期筹备工作。

  宝安县改为深圳市被批准后,惠阳地区、宝安县两级开始制定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建制方案。经过反复修改,最后制定出三个方案。第二个方案不久被广东省委和国务院采纳,即市辖六区(深圳、葵涌、龙岗、南头、松岗、龙华)方案。

  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在惠阳地委向省委提交《关于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了深圳市委班子的人选。

  成立深圳市后,惠阳地区、宝安县两级组织人员着手编制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方案。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8月21日,惠阳地委向省委上报了《关于深圳市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的报告》。

  惠阳地区是深圳市初期建设的开拓者和深圳市初期建设部分资金的提供者。

  1978年8月22日,惠阳地委向省委提交《关于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的请示报告》后,就着手解决深圳建设用地问题。10月26日,惠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上报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宝安县深圳镇用地的报告》。随后,省革委同意了地革委的报告。

  深圳市成立后,为了尽快建成商品出口基地,惠阳地委和惠阳地革委在资金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想尽办法筹集资金支持深圳特区建设。1979年共拨款资金1361.5万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投入出口商品基地。

  惠阳地区还是深圳市初期建设者的主要输出地。根据省委的指示,惠阳地委对人员的调动作了充分部署,人员主要从惠阳地区各县抽调。在解决特区人员方面,惠阳地区是作出很大牺牲的,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将相当部分骨干人员调入了深圳。从惠阳地区抽调入深圳的同志最终克服了种种困难,为特区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撰稿 严艺超 祁大忠 杨振辉

  图片 严艺超翻拍

编辑:温燕晖

指导单位:中共惠州市委宣传部 惠州市委网信办 主办单位:惠州报业传媒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