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黑的时候,到了一个小镇,名为三栋。这时雨点打起来了,走过那镇街的时候,听得雨点打着屋瓦,声音异常铿锵……”抗战胜利后,作家茅盾在《脱险杂记》中写道。茅盾追记的秘密大营救,在他看来“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东江“大城”惠州,秘密大营救主要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在1942年除夕上演“脱险前最紧张、最惊险的一幕”(廖沫沙语),让今人探寻与想见秘密大营救背后的艰辛与胆识。
东湖旅店内展示的被营救的文化名人当时吃年饭的场景。 侯县军 摄
积极筹备“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年12月25日,日军侵占香港,数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被困。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廖承志,要求设法营救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将他们安全撤到东江游击区。廖承志接到指示,当即向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转达,计划进行秘密大营救行动。
时间就是生命。接到这个堪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争分夺秒,着手开辟九龙返回内地的东、西两条交通线,组织力量从九龙交通站秘密护送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到东江游击区,再转往大后方。其中东线由九龙经西贡村、沙鱼涌、淡水,进入惠阳游击区。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周密安排和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从1942年1月9日开始,秘密大营救中第一批撤离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包括茅盾夫妇、廖沫沙、胡风等20余人,踏上撤往内地之旅,从香港九龙大队交通站分批秘密护送到宝安、惠阳抗日根据地。
此前,廖承志与连贯、乔冠华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来到惠州,部署营救准备工作。惠阳县委决定由时任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的卢伟如和时任惠阳县梁化区委书记的陈永装扮成由香港来惠州做买卖的商人,在惠州城内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进行接应工作。
茅盾等人在秋长休整期间,惠州区委书记、茶园交通站站长蓝造事先来到惠州,向卢伟如汇报转移文化名人准备情况。他们仔细分析从茶园转移到惠州城的途中可能出现的情况,策划多个预案,最后决定选择除夕当天走由茶园经永湖、三栋到惠州城的大路,这样既方便行走,也适合文化名人的“商贾”身份。
秘密大营救中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在转移惠州路上。侯县军 翻拍
发生“脱险前最紧张、最惊险的一幕”
经过缜密安排,1942年2月14日,农历除夕的早上,茅盾夫妇、廖沫沙、胡风等20余人从秋长茶园一带出发。
在茅盾《脱险杂记》描述里,当天上午“天色阴沉,颇有雨意”,不多久“天色更阴沉,风吹起来冷,我们把所有的衣服穿在身上,形态十分臃肿。”从三栋到惠州城,原是一条公路,但已彻底破坏,到处有深坑。路上风雨交加,茅盾夫人不慎掉到两丈多深的干涸河道里,幸无大碍,茅盾认为“这真是奇迹”。
廖沫沙在回忆录《东江历险长留念》也有记载,“幸亏护送我们的战士很勇敢、很敏捷,他沿着河,走不多远就发现缺口斜坡,迅速下河,把沈夫人扶上来了。这就是我们脱险前最紧张、最惊险的一幕。”
经过10多个小时的“艰苦跋涉”,茅盾一行在深夜进入惠州城,此时已是大年初一凌晨。夜深人静,接应茅盾一行的卢伟如,担心一大帮人动静太大引起怀疑,于是将大家临时安顿在东湖旅店,凑合吃点饭菜。由于赶路疲乏,茅盾一行吃完饭后便休息了,不一会传出阵阵酣睡声。
天刚亮,卢伟如叫醒熟睡的文化人士,并将一部分人转移至水东街“东和行”,以免人员集中引起敌对分子怀疑。“东和行”由农工党人开设,与中共有统战关系,廖承志在路过惠州时曾作出安排,请他们协助营救工作。卢伟如安排陈永负责每天到“东和行”照顾文化名人,并特别交代他们都在店里食宿,等待雇船前往河源老隆。
惠州博物馆雕塑场景,还原了秘密大营救中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入住东湖旅店的场景。侯县军 摄
保护了中国的“文脉”和精英
1942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三,卢伟如领着茅盾、张友渔等20余人前往渡口所码头登船离开惠州,安全到达老隆。
茅盾夫妇等人在惠州度过的这个春节,注定是难忘的。作为“他们一个月来逃难生活中第一次遇见的大城”(茅盾语),惠州给茅盾、廖沫沙、沙蒙、邹韬奋等亲历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后来写的关于惠州的文章也表达出脱险前的喜悦。对这段历史,卢伟如将其写入回忆录:“茅盾这批文化人走后,我们在惠州又连续接送了许多批进步文化人到大后方去,每一批多则几十人,少则几个,一共好几百。”
这场秘密营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壮举,历时200余天,通过水路、陆路共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等800多人,行程2万余里,遍及十余个省市,没有一人遭遇意外。东江纵队从日军“虎口”中抢救出数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保护了中国的“文脉”和精英。
回望历史可以发现,秘密大营救中第一批撤离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从宝安、惠阳一路颠簸,稍作休整后走出秋长茶园、周田,途经永湖、三栋,最后抵达惠州城,进入更安全的区域。他们实际上是为后来批次的文化名人转移探路,幸运的是,他们成功了,一条安全通道由此建立。
“保卫祖国,为民先锋。”1942年春,著名新闻人、出版家邹韬奋脱离虎口、进入东江游击区后,激动地为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题写上述八字,表达对救援工作的感激之情。
廖沫沙在《东江历险长留念》中称赞:“像这样一个千余人的庞大的文化队伍,把他们从敌人的虎口中安全地抢救出来,这不但是我们党的一项伟大的功绩,而且在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一次严峻、艰巨的大撤退。”
“我们仅仅通过游击区而已,可是它给我的印象深刻得很,到今天还像昨天的事,闭了眼还看见那些年轻的战士。”茅盾在《脱险杂记》的结尾感慨道。
(侯县军)
茅盾《脱险杂记》书影。 侯县军 摄
秘密大营救时间轴
1941年12月25日
香港沦陷,数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被困。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计划进行秘密大营救行动。
1942年1月9日
开始
第一批撤离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踏上撤往内地之路。
1942年2月14日
农历除夕早上
茅盾夫妇、廖沫沙、胡风等20余人从秋长茶园一带出发,经过10多个小时的“艰苦跋涉”,在大年初一凌晨进入惠州城。
1942年2月17日
农历正月初三
卢伟如领着茅盾、张友渔等20余人前往渡口所码头登船离开惠州,安全到达老隆。
到1942年夏天
结束
通过水路、陆路共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等800多人,行程2万余里,遍及十几个省市,没有一人遭遇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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