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驰骋东江战场 抗战中流砥柱

　　“我们是广东人民的游击队，我们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兄弟，我们的队伍驰骋于东江战场上，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东江纵队之歌》，激情昂扬，回荡华南大地，历久弥新。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8周年，也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80周年。回望抗战烽火岁月，东江纵队在民族危亡之际，奋战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挺进粤北山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铸就“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之一，被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

东江纵队纪念馆。

　　东江“英雄崛起保卫桑梓”

　　广东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

　　东江纵队正式成立于1943年12月，但在1938年10月，这支华南抗日劲旅就已站上历史舞台。

　　“在华南，广州失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积极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和东江纵队。”2021年出版的党史读本《中国共产党简史》，讲述了东江纵队诞生的历史背景。

　　1938年10月12日，侵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相继占领惠州、广州等地。日寇入侵惠州和东江下游地区后，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发展迅速、战绩辉煌。如日军登陆大亚湾的3天后，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东江纵队的前身之一）成立，时任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武装部长的王作尧任队长。11月13日，这支150余人的队伍为打击在东江北岸烧杀抢掠的敌人，在东莞刘屋村伏击日军，史称“榴花阻击战”，这也是中共广东地方组织领导人民抗日武装对入侵日军一次较早的有组织抵抗。

　　在同一时期，1938年10月24日，时任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的曾生，与谢鹤筹、周伯明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回到曾生的家乡惠阳县坪山（今深圳坪山），组建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组织人民抗日武装。

　　1938年11月14日的《申报》报道《粤东江开始游击战》称，东江“草莽英雄崛起保卫桑梓”，并称“现在日军深入东江，敢作敢为的草莽英雄，为了桑梓之故，咸挺身而出，东江的游击战，遂于本月初旬次第开展，有几回收获意想不到之胜利。”

　　1938年12月2日，在叶挺将军胞弟叶辅平的旧居——惠阳县淡水周田村（今秋长周田）育英楼，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的前身之一）诞生。这支队伍共有队员100多人，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后，迅速在淡水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自卫队反击日军，建立了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这也是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此后，曾生带领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与王作尧带领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1939年元旦，与其他抗日武装整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携手抗日，不断发展壮大。

　　1940年9月，这两支抗日武装组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宣告成立。

市民游客在东江纵队纪念馆展厅参观。

　　“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在东江纵队正式成立前，东江青年的“亮剑”已让日寇闻风丧胆，更让人钦佩的是，在中共领导下，东江纵队上演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壮举，这就是蜚声中外的“秘密大营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中共中央及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紧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负责人，营救滞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

　　日军侵占香港后，物价飞涨，粮食告急。日军为应对粮食紧缺问题，计划疏散大批难民回内地，限令没有工作、没有居所的华人离开香港。得知这个消息后，廖承志、连贯、张文彬等决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迅速组织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撤离。接到这个光荣、神圣的任务之后，粤港两地党组织和东江人民抗日武装争分夺秒，迅速开辟九龙前往宝安、惠州、澳门和海丰等地的交通线，组织精干力量秘密护送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到东江游击区，再转往大后方。

　　这场秘密营救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的壮举，从1941年底开始，至1942年夏结束，历时半年多，通过水路、陆路展开，营救出数以百计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其中茅盾、廖沫沙、韩幽桐、胡绳、张友渔、邹韬奋等途经惠州，然后前往大后方。此外，还营救出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家属、第十二集团军司令余汉谋夫人上官贤德、英美军政人员，合计800多人，没有一人遭遇意外。

　　茅盾在《脱险杂记》中称，这次营救组织“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称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这次营救任务之艰巨，规模之大，时间之短，营救人员之多，不能不说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全国和海外华侨中，以至在国际上都产生影响。这次秘密大营救活动，为争取最广泛的人士参加抗战和赢得抗战的胜利、支援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史诗般的贡献，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亲密关系，为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此外，香港沦陷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出武工队挺进港九敌后，坚持开展海上游击战和城市游击战，还充分利用熟悉香港情况等有利条件，积极参与大营救工作。这支队伍，经常对日伪军发动袭击，有力配合和支持了广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市民游客在东江纵队纪念馆展厅参观。

　　铸就“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之一

　　东江纵队正式成立后，从南到北不断袭击广九铁路平湖、天堂围、常平、新塘等车站的日伪军，使这条交通大动脉始终不能正常通车。1944年8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和军政委员会为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精神，在惠阳葵涌土洋村（今属深圳）东纵司令部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土洋会议”。会议决定创立罗浮山以北、翁源以南，东江、北江之间的根据地。1945年5月，东江纵队领导机关迁入博罗县罗浮山；7月，中共广东省临委在罗浮山冲虚观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史称“罗浮山会议”，执行党中央建立五岭战略根据地的指示，使我军在南方有一个坚强的战略基地，使华北、华中和华南三大敌后抗日战场南北呼应，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期间，东江纵队英勇奋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根据《东江纵队志》记载，到1945年6月，东江纵队发展成为拥有9个支队和4个独立大队、11000多人的队伍。抗日根据地从东江向四面扩展，总面积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450万。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东江纵队对日伪军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俘虏（包括投诚）3500余人，缴获各种枪6500余支、炮25门。东江纵队有2500余名指战员英勇捐躯，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力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东江纵队虽然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但他们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造性地把抗日游击战争从农村推进到敌占区的香港及沿海城市，成功创造了城市和沿海抗日游击战争的典型范例。

　　在党的领导下，东江纵队驰骋华南，推动东江地区革命运动进入高潮。

　　1945年7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给“东纵”和“琼纵”指战员的一封信中，指出这两支队伍“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朱德在党的七大作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根据国共双方代表签署的北撤协议的规定，曾生率领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后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编入第三野战军战斗序列，参加了豫东、济南、淮海等著名战役。东江纵队主力北撤时留下的部分部队，以尹林平为代表的原东纵指战员，继续原地坚持武装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1949年9月，两广纵队南下与粤赣湘边纵队会师后组成广东战役南路军，为解放广东全境作出了贡献。

　　文字 惠州日报记者侯县军

　　图片 惠州日报记者杨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