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晚清教育实业家刘士骥 一手筹办中山大学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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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年5月27日,清宣统元年四月初九傍晚,半轮月亮挂在广州城上空,广西补用道、广西振华实业公司创办人刘士骥刚从美洲招股返国不久,便在广州永安里寓所,为一伙刺客所杀。

  刘士骥被害一案,震动了全国,海内外媒体热炒。比如《南洋总汇新报》以加大号字体刊出电报:“刘士骥观察前由美洲筹得款项二百万余元而归,以振兴广西工艺者,现寓羊城,被匪入屋谋杀。其缘因未悉,目下凶手尚未就获云。”这名从龙门山沟走出的教育实业家,最后竟以身殉职,时年52岁。

  刘士骥简介

 

刘士骥以其才学毅力,为岭南文教殚精竭虑,赢得生前身后名。

  (1857-1909)字铭伯,号毓瑰、鸣博,为龙门高明见龙围人(今地派渡头村新围村民小组),生平致力于两广新式教育和办实业救国,可谓晚清政坛少壮派,时人以“学界之伟人”誉之。

刘士骥故居的一角。

  弱冠之年扬名省城

  刘士骥,清咸丰七年(1857)生于龙门珠洞见龙围。刘士骥先祖世居龙门县城学前街,他的祖父刘渭中经商致富。清道光四年(1824),刘渭中兴建见龙围,道光六年(1826)落成入伙,炮楼则始建于咸丰三年(1853),落成于咸丰七年(1857)。

  刘士骥的父亲刘壮清,教子读书甚严。刘士骥20岁那年,父亲带着他到了广州,从名师吕拔湖、何淡如,入读广州四大书院之首粤秀书院及越华书院,连擢第一,时人称其为“下山虎”。

  清光绪十一年间(1885),刘士骥被选为拔贡,8年后,即清光绪十九年(1893)考取恩科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刘士骥在北京参加了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两人自此相知,期间,刘士骥还与民主革命斗士陈景华结为“诤友”。此后,刘士骥分发广西补用,后署理平乐县,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署理广西永淳知县。

  在广西永淳任上,刘士骥开始显露杰出的教育才能。当时永淳县盗贼遍野,民众生活艰辛,官府无暇顾及地方教育,连昔日仅有的两所义学也被废弃变成菜园。刘士骥上任后立即召集士绅会议,慷慨陈词,认为要富国强兵,必须从教育青少年开始,于是决议先修复两所义学,改为蒙养学堂(初级小学),然后筹款兴办“紫澜学堂”,振兴永淳教育事业。

  刘士骥在永淳仅80多天,兴蒙学、开民智,他不仅看到了启蒙教育与国运的密切关系,寄希望于少年一代,而且已关注到海外华侨的教育。

  20世纪著名地理学家张相文在刘士骥教育文集《淳州鸿雪》序言中称:

  “数十日之短期,振数千年之锢习,文翁化蜀、昌黎刺潮,殆犹未足以方之”。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底,清廷开经济特科试,学部尚书堂景崇、广西巡抚丁振铎推荐刘士骥赴北京应试,上《经济特科廷对策》一卷,提出学习西方、富国强兵、教民养民的不少具体主张,可惜未被采纳。在北京时,刘士骥联同京外官绅,具呈都察院,代奏请免广东苛捐杂税,得光绪皇帝许可,交由两广总督豁免,两广人民欢欣鼓舞。

在地派见龙围,刘士骥度过年少时光。

  破除障碍在两广力推新学

  刘士骥后补授怀集知县,不久以患病为由辞官返回龙门老家、广府之一偏隅。刘士骥没有闲下来,致力家乡文教事业。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士骥与李寿田、林钺、谭锡光等策划改清代书院兴贤书院,发展新式教育,龙门首间新式学堂——龙门官立高等小学堂由此创立。刘士骥在背后支持李寿田任校长。

  李寿田后有诗感慨:

  “星冈钟毓萃人才,教育端资学校开;学子莘莘贤济济,几多桃李受栽培。”

  龙门的天地太小,显然不是刘士骥施展拳脚的地方。实际上,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对刘士骥留心学务、热心教育早有耳闻,于是聘他出任两广学务处查学委员,发展新式教育。当时新式学堂草创,新旧争论风潮剧烈,潮州、嘉应(今梅州)、德庆、香山(今中山)、增城等地尤甚。

  刘士骥悉心考察:

  “审其由直,平其意气,莫不释然就理,其顽固不化者,则据实请惩,不稍回曲”。

  比如,当时领导台湾抗日斗争失败后来到广东的著名诗人丘逢甲,也全力投身新式教育。他于光绪二十五年(1901)在汕头筹办新式学校岭东同文学堂,并任监督(校长)。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因该学堂鼓吹新思想,地方守旧势力借端捣乱,假造人命案,企图搞垮学堂并牵累丘逢甲。丘逢甲遂辞去岭东同文学堂监督之任,前往广州,与刘士骥相识,成为朋友。

  丘逢甲久仰刘士骥之声名,阅读其《经济特科廷对策》后,作诗称:

  “早闻声价重龙门,一疏轰传扣九阍;吾辈当为天下计,此才岂藉特科尊!”

  清光绪三十年(1904)春,围绕岭东同文学堂之风潮愈演愈烈,丘逢甲请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员调查。刘士骥奉命于当年2月下旬到汕头查办。经过半个月斗争,他“将恶绅斥革,提省究办;将滋事店号查封。卒乃帖然不敢固执,惟委员公允之议是从”。风潮平息。见该学堂公款被澄海县士绅把持,刘士骥又至澄海,以“韩愈驱鳄”的强硬姿态,与各书院司事“约限三日速了此事”。

  在刘士骥大力推广下,新式教育得以在两广推行,为晚清两广教育改制做出重大贡献。在此期间,刘士骥在广州先后创办清平、善庆、芳村、丛桂、观成、珠光、东关7所小学堂,规定凡旅省人士之子弟皆准入学就读。广州珠江河面有不少世居船艇的水上居民,当时被蔑称为“疍家”。他们备受歧视,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但刘士骥不顾禁忌,认为“有教无类”,毅然招收水上居民子弟上岸入学读书。

  尤为可圈可点是,刘士骥在广州期间,一手筹办两广优级师范学堂(中山大学前身)。为筹集学堂经费,刘士骥到芳村黄大仙祠善堂住持处“化缘”,得该善堂绅董大力支持,捐资一万金为师范学堂开办费用,又负责新建学堂一所和师范学堂常年费用每年五千金。其时,广州长寿寺因案充公,刘士骥又奉准将长寿寺开作大市场,每年得金六七万,以供师范学堂常年经费。经刘士骥一番努力,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按计划建成开学,为岭南名校打下基础。

龙门珠洞见龙围是刘士骥祖父所建。

  赴南洋视学开华人新学之风

  不久后,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刘士骥上司两广总督岑春煊奏称,刘士骥在出任两广学务处查学委员任上,“遇有各属所办学堂,派往查视,均能事事踏实”,请朝廷奖励刘士骥。同年,丘逢甲也被岑春煊聘为两广学务处视学,与刘士骥为同事。

  丘逢甲有诗歌《龙门之桐行,赠刘铭伯》:

  “龙门之桐斫为琴,冰丝玉徽音古音。琴师携奏九天上,繁弦急管声为瘖。百神觞帝宜有此,不信天乐翻崇今。五尺之囊裁古锦,韬以南下江湖深。明堂清庙非不用,且用邦国坊民淫。鸱鸮在泮鹙在林,凤凰不来愁人心。谁扶孤阳抑群阴,嗟哉琴德何愔愔!”

  此诗风格低沉,丘逢甲不仅称赞刘士骥为“龙门之桐”,化做琴为国而鸣,同时以此诗自况,与刘士骥互勉,友谊之深,让人动容。

  因潜心办学,刘士骥深得两广总督岑春煊器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岑春煊会同闽浙总督奏派刘士骥往南洋视学。

  刘士骥出洋3年,遍历南洋荷属、英属数十埠,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联络华侨,对已有学堂者,为之正宗旨,定教科;未有学堂者,为之筹经费,拟章程。刘士骥抵达荷属万隆时,染病几乎不治。同仁劝他回国就医,刘士骥不从,带病坚持电请各埠学堂绅董举派代表,在万隆开大会,研究维持学务之法。

  据马来西亚官方近年来编写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清廷与华文教育章节记载:1905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主动奏派广西知事刘士骥前往南洋视学,周游英、荷两处的殖民地。并在印尼万隆举行学务会议,召集各地代表,共商侨教发展及侨校管理等问题。

  岑春煊在接到刘士骥的禀报后,鉴于“所拟名目,与学部新章不符”,将建议中的总学会、学务公所一律改称为劝学所。新加坡方面即委任总领事孙士鼎为总董,槟城则委任胡子春观察为总董,并派苏乔、荫启元为新、槟两地总视学员,驻守槟城。这是清廷直接参与马来西亚华教第一件事。

  刘士骥认为需要人才管理华侨学务,于是请奏清廷派广西举人汪凤翔为爪哇岛总视学员。汪任职3年,勤于学务。从此,海外华侨办学者日多。

  在南洋视学期间,刘士骥受到以康有为为总会长的“保皇会”的热烈欢迎。早在光绪十五年(1889),刘士骥在北京就结识了康有为。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自任总会长。刘士骥不顾危险,作《戊戌公案》一书为康有为辩冤。上京应经济特科时,他又上书请求开放“戊戌党禁”,赦免戊戌案内各员之罪,撤销缉捕康、梁等人之令,解除党禁,让康、梁党徒回国从事政治活动。

  为朋友而牺牲、冒险建言,可见刘士骥义薄云天。于是,当刘士骥在南洋视学时,“保皇会”将刘士骥以“为极同志之人”对待,礼遇有加。

刘士骥著作《刘征君佚稿辑存》书影。

  从教育转实业志未酬身先死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应广西巡抚张鸣岐之招,刘士骥回国,入其幕中,任广西补用道,负责地方自治局的工作。次年,刘士骥被派往美洲游说华侨集资兴办广西实业。

  19世纪7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兴起,国库被列强几近刮空的晚清政府,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经济来源,瞄准了“富甲各处”的华侨资本。清光绪初年,清政府先后向欧美、南洋建议驻外机构和领事馆,用以架设国内外侨情桥梁,还派人到海外做“劝导”。所谓“劝导”,“招徕华商,振兴商业”。

  刘士骥从办新式教育而声名鹊起,有过南洋视学经历和廉政能干,是合适人员。踏上美洲开始,刘士骥的身份向实业家过渡。

  此前广西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刘士骥认为:

  “非兴实业,不足以弭兵戎;非发矿藏,不足以厚国力;非招华侨,不足以钊大公司。”

  刘士骥在美洲联络了欧榘甲、梁应骝、叶恩、刘义任等“保皇会”骨干到广西,谒见张鸣岐,确定创办振华实业公司,开采贵县天平山银矿和修铁路、开银行等兴实业计划,并率欧、梁、叶、刘等赴美洲向华侨招股。不数月,集股三百余万,成立广西振华实业公司。

  一心想以实业救国的刘士骥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正陷入“罗生门”中。“保皇会”之前所办企业一直没有成效,寒了华侨的心。看到华侨并不想购买股份,刘士骥等人苦口婆心地解释,说明振华实业公司是奏请朝廷开办,一切依《商律》行事,与“保皇会”所办企业绝不相同,这样华侨才“恍然大悟,慨然相信,踊跃附股”。振华实业公司日益肥大的钱袋,引来“保皇会”觊觎。在以后的日子里,刘士骥不断收到“保皇会”要求操纵振华股款的无理要求,而刘士骥再三严词拒绝。

  有资料显示,康有为率领着“保皇党”在海外华侨中曾招募股金办起一批企业,但由于任人唯亲和挥霍无度造成严重亏损。他们企图插手振华实业公司,用振华的股金来填补自己的亏空。刘士骥合伙人欧榘甲等因不满康有为所作所为,不愿与其合作。

  《龙门县志》记载,在美洲筹款的刘士骥,“讵行至必珠,卜奸人暗告士骥棍骗,当地警察遮留之,驻美使臣出而交涉,始得释”。张鸣岐闻报,即电促回国。

  清宣统元年(1909)三月,刘士骥抵广州。四月初九傍晚,4名刺客(另4名把门)冲进刘士骥在广州永安里寓所,将其抓住连捅7刀。刘当即毙命,实业救国梦断岭南,人生定格在52岁。

刘士骥著作《刘征君演说汇编》书影。

  归葬故里被称“学界伟人”

  刘士骥被害,震动了全国,当时舆论有多种猜测:一是歹徒谋财害命,二是党派倾轧,或为“保皇派”所杀,或为革命派所杀。至今仍是一桩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

  刘士骥逝世后,盛大的追悼会举行,其生前好友作挽联无数。

  丘逢甲作挽联,语极悲愤:

  “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公得名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孰能止之?”

  桂省官绅学商追悼刘征君祭文,赞赏刘士骥为教育所做贡献:

  “效忠梓里,驻迹穗垣。引疍户而读书,禁郑人之毁校。……南海盛衣冠之气,炎陬成邹鲁之风……”

  后来,岭南学堂(岭南大学前身)校长钟荣光为刘士骥的文集《刘征君演说汇编》作序说:

  “十年以来,时局益棘,向日所谓能文之士,不特无分毫补益于社会,甚且为当道之鹰犬,学界之妖魔。仆友刘鸣博先生,实行之士也,由儒入吏,政绩卓著。其尤勤勤恳恳,热心焦思,务达其平生之志者,则惟教育普及一事。自充两广学务处员以来,粤中各学堂赖其保存成立者,不可胜数。先生扫除习气,实心实力与学务相终结,对于上官、同列、绅、商、士、庶,凡可进言者无不竭诚规劝,以兴学救国为唯一之方针。先生诚学界之伟人哉!”

  纵观刘士骥一生,脚踏教育与实业,精通医学,尤其擅长赋诗和古文辞,与丘逢甲、邬宝珍为诗友,著有《淳州鸿雪》《经济特科廷对策》《呈都察院请免粤省苛捐》《查学案要》《刘征君演说汇编》《刘征君佚稿辑存》《嘉应学商汇案》《镇平学案》《南洋视学案要》《美洲劝业编》各一卷,共十种,洋洋大观。

  钟荣光视刘士骥为“学界之伟人”,不是阿谀之词。

  先贤星沉消息传出,两广及南洋、美洲华侨纷纷联名上奏朝廷严惩凶手。清廷初时也表示,刘士骥是“为公捐躯”,要“严揖凶手”,但终因朝廷腐败无能,此案不了了之。

  叶落归根。刘士骥死后遗体归乡,这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他长眠的地方。据说,为督促清政府破案洗冤,刘停棺3年才正式入土下葬。刘士骥长眠于见龙围对面山坡上,守护着他祖父修建的百年老宅和炮楼。

  见龙围晒谷坪左右竖有石旗杆夹,石高70厘米,宽50厘米,厚12厘米,刻有“光绪十一年乙酉科第一名拔贡刘士骥立”字样,这是“下山虎”仕途的起点,也是他人生价值的发酵粉。在晚清大变局中,刘士骥以其才学毅力,为岭南文教殚精竭虑,赢得生前身后名,又在实业救国征途中,壮志未酬身先死,实为爱国爱家之贤人。

清光绪三十年(1904),刘士骥为创办新式学校——龙门官立高等小学堂而发表的《敬告龙门本籍士绅文》。

  他人评价

  “崎岖岭海,靡夕靡朝,不敢告劳,而轺车所至,笔舌兼施,辄能排解纷难、灌输文明。比年以来,遂使珠江流域黉序如林,气象为之一新,学风之良,直驾各行省而上之。” ——20世纪著名地理学家张相文评刘士骥在两广推新式教育

  “早闻声价重龙门,一疏轰传扣九阍;吾辈当为天下计,此才岂藉特科尊!” ——广东著名诗人丘逢甲阅刘士骥《经济特科廷对策》

  本版文图 《东江时报》记者侯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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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梁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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