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史，地有志。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将国史、方志、家谱三者相提并论。方志往往是雅俗共享，能充分展示一方风采。

　　龙门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版的《龙门县志》，由当年的广州南关增沙街汉元楼印刷，制作精良，向人诉说着龙门修志历史。

　　《龙门县志》始修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明清两代均有重修，至民国时期又重修一次。目前，《龙门县志》旧志现存四种，为清康熙六年（166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清咸丰元年（1851年）以及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龙门县志》，其中，清咸丰和民国《龙门县志》分别由“粤东三子”之一张维屏、近代方志家邬庆时任总纂。

　　历代修志者，勾勒出龙门社会发展的脉络，为今人了解龙门社会历史、政治文教的格局与进程提供了可靠凭依。 

历代《龙门县志》书影。 惠州日报记者侯县军 翻拍

　　吴宗元

　   设县40多年后首次修志

　　明弘治九年（1496年），龙门设县。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江西金溪人吴宗元以举人知龙门县事。当时龙门县方草创，百废未兴，吴宗元与民休息，感慨无文献可征，于是邀请东莞文人袁永伸纂修《龙门县志》，书成共四卷，这是龙门自设县以来第一次编写县志。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龙门知县、福建莆田人林宪曾重修县志，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刊成，这是龙门县第一次重修县志，距离初修时间70多年。

　　明清更替，社会动乱，官方藏本的明代《龙门县志》散佚无存。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龙门知县李建标奉檄征取，遍搜无获。此时，龙门县城北门人、增生谭鸣周搜采县志残篇，献给知县。谭鸣周素好义施，曾捐资建北门石路，建塔、修学等督理有功，是远近闻名的善者。获得谭鸣周的旧本县志，李建标如获至宝，旋即命人重刻。

　　在重刻明代《龙门县志》之时，李建标写序称“志疆域而延袤以昭，志山川而高深以辨，志风俗而美恶以彰，志食货而生养以备，志建置而规制以明，志官守而贤否以别，志人物而淑慝以分，志词翰而理气以察，志灾祥而兴亡以征，志舆情而盛衰以测”，道出修志的目的与意义。

　　杨熚

　　清康熙六年重修县志

　　然而，明代《龙门县志》终究散佚无存，今人难以一睹明本县志。今天，人们能看到的时间最早的《龙门县志》，为清康熙六年（1667年）的版本。

　　清康熙六年（1667年），进士出身的湖北汉阳人杨熚奉檄纂修志典，以佐国史，以彰文治。杨熚的好友、黄州人向古，博闻强识，当时薄游于粤，受杨熚之邀请，到龙门来共襄此事。杨熚还邀请龙门县儒学训导、罗定人黎光曦，以及明末清初龙门本地文化人士如举人廖吉人，贡生谭岸先、廖光亨、廖士炜、何位、刘世相，生员廖麒征、李先卫、戴桓英、谭嘉枏等采辑大要。该志由向古总编纂，在众人努力下，历时三月告竣。

　　清康熙六年（1667年）版《龙门县志》分十二卷，卷名分别为天文、疆域、山川、财赋、物产、风俗、建置、祀典、灾祥、官守、人物和艺文，每卷前有前言，卷后又有论说，编辑水平较高，史料与文艺俱佳。该志内容丰富多彩，是一本基本史料较为完备的一本方志，还第一次提出“龙门八景”（七星映斗、丫髻凌云、祝圣昙花、禾仓瀑布、仙岩夜月、虎跳晴潭、童子读书、仙女摩空），将龙门山川风貌、人文历史等列入城市景观，标志着一方人民对本土文化的觉醒与自信。

　　杨熚序称：“今一篇十二卷之中，于财赋、建置、官守寓《尚书》，于山川、物产、传记、吟咏寓《诗经》，于天文、灾祥寓《易经》，于风俗、祀典寓《礼经》，于褒奖、人物、编年纪事，一统其义于《春秋》，可以佐史，即可以翼经，诚使举邑中上、下、智、愚、贤、不肖之众而皆明于志之义焉。”“佐史”“翼经”，成为杨熚修志的目的。廖吉人在为该志题跋时也称：“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大小似异，备观览，以风示来兹，意莫不同焉。”

　　清康熙六年（1667年）版《龙门县志》可谓目前保存的“龙门史料第一书”，原刻板框高19.3厘米、宽14.1厘米，刻本精良，反映了清初的雕版印刷水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龙门知县成王左在康熙六年版本的《龙门县志》基础上，续修县志，印刷不如前者精美，内容上有延续。

　　张维屏

　　道光年间重修咸丰补刻县志

　　自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成王左续修县志，经160余年，至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龙门知县毓雯设局于星冈书院重修县志。

　　毓雯聘请新会谭锡朋，邑人李柱兰、廖泉、李照祖、李钦、梁廷辉、李梦龄、李铨、谭奏敷、廖炳章等人，分任采访、分纂，番禺进士、原江南南康府知府张维屏任总纂。

　　番禺人张维屏乃岭南名士，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以诗著称，与黄培芳、谭敬昭号称“粤东三子”。在毓雯的支持下，张维屏带领编撰团队历时三年，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武冈县人张经赞任知县时才修成新版《龙门县志》。此版《龙门县志》的内容比前志更为丰富，计有图说一卷、舆地二卷、建置四卷、经政一卷、职官表一卷、选举表二卷、宦绩一卷、列传二卷、艺文一卷、事略一卷、总共十六卷。

　　清咸丰四年（1854年）秋天，太平天国起义军攻陷龙门县城，兵荒马乱中，《龙门县志》版片多缺，图经全佚。知县朱燮捐俸补刻，李柱兰为之校对，等恢复到清咸丰元年出版的旧貌时，已经是咸丰六年（1856年）。

　　从1848年请修县志，到1856年补刻校对，历经数任知县，经历烽火，见证《龙门县志》风风雨雨的李柱兰在题跋时不无感慨地说：“余惟斯志之修，起丁未，阅五载，费逾二千金，不意竣事未久，板散于贼，又不意散而复完……斯志之存也，不可谓非邑人志厚幸。”

　　这本失而复得的清咸丰元年版《龙门县志》，印数无考，有版本后来被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收藏。1982年5月，该图书馆将这本县志复印给龙门县，封面呈土黄色，古香古色，十六开线装本，卷首扉页印有篆体“龙门县志”书名，落款“咸丰元年辛亥春刊”。

　　邬庆时

　　重修民国版本县志堪称经典方志

　　1931年，番禺人招念慈任龙门县长，他看到“龙门县志自咸丰元年重修以来，屡经变故，板片已毁，存书且寥寥无几，余初到县，即拟开局重修，顾经无着，屡欲行而不得”。当时招念慈的老乡、方志学者邬庆时在宝安县修志，也碰到经费问题，但使用的是“不用人、不支薪之法”来解决，这种理念深得招念慈认同。

　　1933年，邬庆时完成宝安县志编修，被招念慈聘请到龙门担任教育局长兼重修县志总纂，仿照宝安县志的编修方法，逐步进行。龙门各界人士听闻重修县志，纷纷提供素料，几个月的时间，收集到大部分重修县志所需的资料。

　　该县志在1936年4月刊成，由广州南关增沙街汉元楼承印，线装十六开本，共二十卷。招念慈在志书中称，“此次修志，仅印刷一项用银数百元，所有采访、编纂、讨论、缮校均当义务，未尝动支公款。余尝谓‘事业之成败在乎精神之有无，而不在乎经费之多寡’”。

　　民国版《龙门县志》以物归类，将全书归为“地、民、官、政、事、文、物、志”，体现“物以类聚”原则。这属于邬庆时的创举，历来为方志学界所称颂，因为别地的方志，大多以目为纲，如目录分沿革、区域、人物等手法，邬庆时一反传统，以八大纲统领全志，弥补了传统修志纲目不能统领全志的弊病。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出版的《中国方志通鉴》将邬庆时总纂《龙门县志》的经验编入书中：“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邬庆时）纂成《宝安县志》，同年，因其修志之法得到龙门县县长招念慈赞赏，被聘为龙门县教育局局长兼重修县志总纂。邬氏仿照宝安修志办法节节进行，所有采访、编纂、讨论、缮校等事均当义务，未尝动支公款，历时两年成《龙门县志》二十卷首一卷，仅用银数百元印刷。该志大纲虽仿《宝安县志》，而纂修义例多以龙门旧志为依归，其间稍有变通。邬氏在《龙门县志》序例中比较了新旧县志的十七条不同之处，也说明了因经费不足在绘图、采访等方面的缺陷。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编纂志书‘贵实不贵速’的原则颇具启发意义。”

　　民国版《龙门县志》是邬庆时这位广东方志名家修的最后一本方志，弥足珍贵。

　　惠州日报记者侯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