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秘密大营救线路受追捧 红色记忆有望国庆京惠上演

　　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陈骁鹏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

　　4月25日，《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简称“规划纲要”）发布，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深莞惠一体化发展，建设跨区域产城融合组团，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现代化、创新型都市圈。

　　提及深惠两地，不得不提的是数十年前，爱国人士在深惠两地共同完成的“香港秘密大营救”（下简称“大营救”）：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数百名被日军搜捕的抗日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突然神秘“失踪”，几个月后却安然岀现在抗日大后方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历史奇迹，也是深惠两地共同完成的奇迹，被茅盾称作“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营救路线成为两地红色教育打卡的重点。日前，由惠州市委宣传部组织的“走读百年惠州”大型采访团按照历史记载，重走了大营救线路，羊城晚报记者由此出发，多角度勾勒、还原这份伟大的红色记忆。

历史文献及实物资料尤其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历史的认知。

　　现状扫描

　　大营救参与者后人到惠重温历史

　　在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惠州市惠阳区结合自身文化特色，推出“永远跟党走，奔跑吧青年”纪念五四运动公益跑活动，逾千市民从叶挺纪念馆出发，沿着大营救线路，沿路打卡了惠阳红色人文景点。

市民沿着大营救线路打卡惠阳红色人文景点。

　　位于秋长街道茶园村的榴兆楼和嗣前新居是本次打卡线路的重点之一。记者从惠阳区党史宣传办公室获悉，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后，滞留在香港的国内许多知名爱国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亟需转移，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安排两路转移，其中一路由香港经宝安、惠阳、惠州到龙川转移到大后方。按照党组织的周密部署，中共东江特委书记林平派遣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到惠阳、惠州建立联络站，负责文化人的接转和护送工作。榴兆楼被选为接待站，嗣前新居则作为据点之一，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同志指导检查护送线路时都曾在此居住过。营救文化人行动从1941年12月起至1942年6月结束，历时半年多，被营救的文化人、民主人士和其他人士共800多人，其中榴兆楼接待的有数百人。

　　在距离榴兆楼百米开外的日新小学旧址，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茶园村村委委员叶俊腾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按照规划，日新小学将被改造为大营救（茶园村）展馆，改造工程计划将于6月份完工，展陈将于今年面向公众开放，目前相关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在惠州市惠城区桥东上塘街70号，有一栋三层洋楼，被称作“东湖旅店”，它是大营救的“地下交通站”——惠州接送站，100多位爱国人士和文化名人就是在它的庇护下成功脱险的，它就是这段惊心动魄历史的见证者。如今，它是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全馆展陈面积700平方米，分为“营救之路”“转移惠州”和“党旗高扬”三大展区，采用文字叙述、图片佐证、实物展示、多媒体演绎等方式，借助雕塑、模型等，全面真实展示大营救历史。

　　目前，东湖旅店已成为惠州十个重点红色教育基地里最热的打卡点。东湖旅馆馆长袁美霞透露，东湖旅店自2019年开展以来还迎来了多名曾执行营救任务的营救者和被营救的文化名人后代，包括连贯、杨康华、胡绳、乔冠华、刘少文等人的后代，他们在东湖旅店缅怀父辈、重温历史。

　　惠城区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肖毅表示：“这次大营救没有牺牲一个人，没有被捕一个人，实为‘胜利大营救’。”安全转移的背后是数以千计无名英雄的默默奉献，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家国情怀。“看展过程中内心非常触动，觉得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也更加坚定我们党员心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信念。”有着近40年党龄的老党员阮瑞群如是说。

前来参观的游客。

　　历史勾陈

　　惠州天时地利为大营救中转枢纽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占香港，封锁了港九交通要道，并在香港进行地毯式搜查。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家属800余人被困香港，命悬一线。为了保存抗战的有生力量，次年1月，一场争分夺秒、惊心动魄、斗智斗勇的大营救上演。

东湖旅店外观图。

　　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先后两次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等人，希望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将被困香港的民主文化精英营救出来，并将他们安全护送到国内抗日战争大后方和革命根据地。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开始策划部署并实施大营救。

　　据史料记载，党组织对营救工作做了周密部署：一是确定营救对象，并尽快与他们取得联系；二是确定分陆路（东线）、水路（西线）撤退；三是撤退路线分段、分区，从港岛地区，到九龙、宝安、惠州、老隆、韶关，沿途均设立秘密接待站。沿途党组织和游击队还做了详细分工，批定专人负责，确保万无一失。

　　因为船只不够，加上日军对海上实行严密封锁，全部人员不可能全由水路撤退，所以大部分营救对象必须从陆路撤走。他们先由武工队员护送，分批从港岛秘密渡海，安排到设在九龙的秘密交通站。从九龙撤往惠州又分为两条线：一是从西贡乘船渡过大鹏湾；在大梅沙、小梅沙、上洞或鲨鱼涌登陆后步行到惠州；二是从九龙经青山道、荃湾、大帽山、元朗，渡过深圳河进入宝安，然后转往惠州。大部分人均是从这条路线脱险的。

　　惠州党史专家、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调研员何焕昌表示，大营救主要一条路线是经过惠州北上，选择惠州为中转站主要是看中惠州的地理位置，有健全的地下党组织，有东江游击队的坚强武装，有良好的统战工作基础，加之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能够较好地解决护送过程中吃、住、行等比较棘手的问题。东湖旅店由于隔街近江，交通便利，且对外营业，便于掩护。

　　未来展望

　　话剧《大营救》拟国庆期间上演

　　“文化名人和爱国人士们在中转期间，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但先前因为展厅面积等因素限制，未能将其铺开讲述。”袁美霞告诉记者，离东湖旅店50米不到的杨启明故居将进行修缮，启动“香港大营救”行动旧址第二期保护开发，二期将实现对一期的补充，届时将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香港大营救中的文化故事。

　　不仅如此，今年国庆期间，惠州人有望在家门口观看话剧《大营救》（暂名），身临其境地感受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行动。

　　今年3月底，大型原创话剧《大营救》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该剧将由惠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与国家文旅部直属院团中国煤矿文工团共同打造，以大营救这一历史真实事件为创作素材，根据抗日战争期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秘密营救香港沦陷区文化知名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国际友人的英雄事迹，进行戏剧改编，塑造和讴歌战争年代共产党人的英雄群像和革命精神。

　　近日，惠州话剧《大营救》主创团队采风活动正式启动，“营救这些著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是我党的一次英明决策和成功案例，是展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不忘初心的集中体现。”中国煤矿文工团党委书记刘中军表示，剧本创作要将大营救中遇到的艰难险阻、东湖旅店内发生的历史故事与保护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的意义结合起来，升华主题，把该话剧打造成有思想高度、有理想情怀的作品。

　　“剧本要结合艺术规律进行创作，融入惠州本土文化元素，打造精品。”惠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巫志华表示，该局将充分尊重主创团队的艺术创作，全力以赴与其共同打造艺术精品。

　　记者了解到，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文艺精品，《大营救》将于国庆期间在北京和惠州两地演出。

　　文脉故事

　　“惠州西湖”出自廖公手

西湖内留丹亭旁边仍刻着廖承志的诗。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惠州西湖景区成为省内热门景点。900多年前，东坡寓惠期间写下诗文，首称“丰湖”为“西湖”。站在惠州西湖风景区正门口（平湖门），细心的游客、市民可以看到在“惠州西湖”门楼上，“惠州西湖”右边写着“廖承志”三字。

　　不过这并非是廖承志专门题写，而是挑选自他的诗句。“大营救”时期，廖承志曾途经惠州西湖，见到惠州遭日寇扫荡后的惨状，痛心万分，于是作诗 《惠州西湖留丹亭》：“破碟楼头来复去，留丹亭畔恣徘徊。悠悠夜月东江水，忍望天南剩劫灰。”

　　上世纪80年代，惠州正在完善西湖景区建设，廖承志将关于西湖留丹亭的诗词写好后，让连贯转交，并嘱咐说书法里已有“惠州西湖”几个字，就不再另行单独为牌坊题写了。不仅如此，西湖内留丹亭的牌匾亦出自于此，留丹亭左手边的石碑上也镌刻着此诗。

　　如今，不仅在惠州西湖可以追寻廖承志的足迹，而且在红花湖景区的故乡园，还安放着廖承志的灵骨，廖承志生平陈列室也位于此。“从方位上来讲，陈列室正门朝向正对着廖承志祖籍地——陈江幸福村。”陈列室工作人员曾文娟介绍，2014年9月25日，时值廖承志诞辰106周年纪念日，陈列室正式向公众开放，真实再现他的光辉历程和革命事迹，现在这里已成为民众继承先贤遗志、弘扬革命精神的红色经典景点。

　　文脉链接

　　伟大的营救

　　特约撰稿/陈雪

　　1942年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沦陷后的香港发生了一起悄无声息却又震惊中外的大事件。数百名被日军搜捕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在日军严密封锁之下的港岛上突然“蒸发”；几个月之后，这些神秘消失的人物，却安然出现在抗战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一时间，敌人为之震惊，世界为之瞩目！这场被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的指挥下，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广东地方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经过精心策划和共同努力，创造出来的抗日奇迹。

馆内通过雕像还原被营救者除夕到惠州吃年夜饭。

　　“七七”事变之后，内地受到日军疯狂进攻，各处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来到香港，筑成抗日救亡的文化阵地和战斗堡垒。

　　“皖南事变”爆发，一大批受国民党顽固派迫害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转战香港，前后两拨人共同在此构筑起一条爱国抗日统一战线。日军进攻香港时，聚集在九龙城的文化人士为避战火，大多被秘密转移到香港岛内，还有一部分则在城郊隐藏下来。香港岛、九龙、新界全部被日军攻占后，在香港的地下党组织和港九手枪队，又陆续把被困港岛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秘密转至九龙或西贡，以待时机向内地转移。

　　在营救转移过程中，为保证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安全，由廖承志、潘汉年、连贯、尹林平（林平）、杨康华、梁广、刘少文等人组成的港九疏散委员会经过细致周密的商讨，制定出四条出港转移路线，分为陆路和水路、西线与东线。这四条路线分别为：九龙-长洲岛-伶仃洋-广州湾（今湛江）；九龙-长洲岛-海陆丰；九龙-青山道、元朗-宝安游击区；九龙-西贡-沙鱼涌-惠阳游击区。

　　为实施这个庞大的营救计划，中共广东省委动员了数百名地下党员，调动了数十个地方基层党组织，集中了东江游击队的主要武装力量，共同参与这次大营救行动。在香港避风塘、九龙塘、牛池湾、西贡、元朗十八乡、深圳、坪山、惠阳、惠州、老隆、韶关、澳门、珠海、中山、江门、肇庆、湛江、海丰、陆丰、丰顺、兴宁、梅县、大埔等各地建立了数十个秘密交通站；南方工委、粤北省委、粤南省委、东江前委、东江后委无不倾尽全力，配合这次营救行动。时任南方工委副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的张文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给延安的报告中要求中央最少拨付100万元，以解决在营救过程中的燃眉之急。

　　100万元，对于当时的延安来说，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在延安红军大学，每个学员的教育费，包括伙食、衣着每月不到15元。那时中央机关每人每天的伙食费仅有0.2元。地处贫瘠的陕西一隅，又遭到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要靠大生产自救的延安，却勒紧裤带拿出100万大洋来营救文化人士。

　　有人对此颇为困惑和不解，毛泽东在1942年春的大营救期间，是这样对大家说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

　　被中共营救出来的梁漱溟脱险后，曾给儿子写过一封家信。信中说：“我是注定不会死的，因为我要是死了，中国文化就会中断，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为之改辙。所以，这次大难当头，到处都有许多不认识的人帮助我，使我化险为夷，这是天意。” 他所说的这些“许多不认识的人”是谁？就是广东地下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天意”是什么？就是苦难的中国诞生了一个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整个大营救工作历时200余天，行程2万余里，足迹遍及中国的十余省市，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800余人。在这些人当中，不少是扶老携幼或夫妻同行，如邹韬奋、茅盾、张友渔、柳亚子、宋之的、胡风等。他们在营救转移过程中，无一人被遗漏或落入敌手。而参加营救工作的共产党人，却大都是无暇顾及个人与家庭：廖承志、连贯把各自的母亲、妻儿留在香港；陈曼云与新婚丈夫香港辞别；黄冠芳把恋人派去组建交通站；卢伟如、陈永为建秘密联络站，把未婚妻接到惠州“突击结婚”；李少石、廖梦醒夫妇去澳门建交通联络站。更令人扼腕的是，大营救的主要组织策划者之一张文彬以及短枪队长刘黑仔等，后来皆壮烈牺牲……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粤港澳地方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在大营救工作中履险蹈危，历尽艰辛，他们用实际行动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铭刻着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成为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途上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