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文明探源行丨先秦陶瓷能否“走进”当代生活?

  有人形容,在大地的“烤箱”里烘烤了几千年的陶器残片,外形酥松得像块“饼干”。

  同为陶片,有的住进了博物馆这一殿堂,有的仍湮没于荒山野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土包,埋藏着岭南大地的千年秘密。

  陶瓷是人类重要的生产生活材料,发祥于中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

横岭山墓地出土的陶器。

  我们探访惠州大地寻找文明之源,充满敬畏且屡有惊喜。从整洁明亮的博物馆到荒草掩映的古窑场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葫芦岭贝丘遗址公园到银岗窑遗址,每到一处都被深深震撼,那些埋藏千年的陶器哪怕烂为陶片,也能让人过目不忘。随地捡起其中一片,感觉收到了历史的“信物”,两千多年前的生活场景无声呈现,镌刻文明记忆的画卷,也随之徐徐展开。

  春秋时期岭南手工业“高端制作”

  “岭南也有自己的夏商周。”此说以丰富的文化遗存和严谨的考证为基础,陶瓷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物证”。

  小小陶器蕴藏着的中华民族劳动和生活智慧,在中原地区和岭南分别展现,这种写满文明笔画的器物在惠州得以佐证、补笔,展现着先秦文明的主线和“末梢”。

瓦窑岭遗址出土的陶片。

  透过各类古陶丰富的形状和纹路,让人感叹中华文明的厚重。惠州厚重的文明土壤,在散落各地的古窑遗址中反复展现。

  包括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内,惠州目前所有发现的遗址几乎都出土陶器、陶片。陶器品类齐全,囊括了各种陶制生活器具,陶器表面纹路丰富,中原地区常见的夔纹、菱格纹、云雷纹见于惠州大小窑场,惠州窑场不限于一地一窑,而是零散分布,遍及惠城、博罗、仲恺、惠东等地。

  文明的印记,由众多历史手笔镌刻。

  惠州出土的古陶种类丰富,陶质多样,纹路丰富。博罗葫芦岭贝丘遗址,发现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期印花纹、云雷纹、方格纹等纹饰的陶片。惠阳区镇隆镇商代窝尾坳遗址,出土圈足盘、陶罐、陶釜等陶器。博罗县石湾镇黄巢墩遗址,发现有夹粗砂黑陶、红黑陶、泥质灰陶等陶片,纹饰有方格纹、不规则条纹等。

  博罗县园洲镇田头村梅花墩窑遗址出土陶器,除了常见的方格纹、夔纹、菱格纹、篦点纹和重圈纹,还有菱格凸块纹、方格凸点纹、篦刻线纹、云雷纹、弦纹等,亦有少量织纹、曲折纹、水波纹、指甲纹等。

  博罗县龙溪银岗窑遗址的夔纹陶器和米字纹陶器交相辉映,为夔纹出现的时间早于米字纹下了定论。

  心灵手巧的东江先民,拥有了较高的制陶水平。镇隆商代窝尾坳遗址发现的陶器纹饰丰富,有曲折纹、方格纹、叶脉纹,说明当时的制造业已有一定水平。另外,从银岗窑遗址、三栋瓦窑岭遗址出土夔纹陶片来看,烧成温度达上千摄氏度,说明当时惠州已经有较为进步的制陶技术。

  大量的古陶器出土,从不同角度证明东江文明是珠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一支,印证了先秦时期东江流域灿烂的古陶文化。

  惠州出土的陶器,为研究陶瓷工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丰富的古陶形态以及日渐深入的考古研究,反复印证着:中华文明是一个整体,“岭南的夏商周”也并非完全独立地发展,惠州先秦时期制陶工艺“版本”并不低。有人认为,惠州在先秦时期某个阶段,代表岭南制陶工艺最高水平,与中原发达制陶地区相比,也并不存在明显的“代差”。

  博罗县铁场苏屋岗发现曲折纹、方格纹、漩涡纹等印纹陶器及施一层青绿色釉的陶罐、陶豆,也体现着浓浓的历史年代感:其中的曲折纹、方格纹、漩涡纹是商周时期的文化要素,而釉陶豆是春秋时期遗物。

  梅花墩窑作为广东最早的龙窑,被专家认为是春秋时期岭南手工业“高端制作”的代表,为研究陶瓷工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重塑了人们对先秦时期岭南文明状态的认识,并证明了百越时期的东江流域已迈入稻作农耕文化的新阶段。

  古陶之光赋能乡村振兴

  陶片虽小,镌刻着文明;窑场虽废,曾承载生活。惠州古窑场曾创造历史,书写文明,为这片土地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问题来了:惠州古陶之光,为何这般亮眼?

  从文化层面看,即便在秦军进入岭南之前,岭南与中原文化根脉同源,人文互通,具有良好的文化积淀和技术积累。客观条件上,惠州群山绵延,草木茂盛,为烧制陶瓷提供了丰富的燃料。临江滨海,陆地上河网密织,为窑场生产、运输提供了便利条件。

  目前发现的窑场,均位于东江、西枝江及其支流两岸,银岗窑虽历经两千多年,这个距离东江大约1公里的古窑遗址,周边当年运输陶器的水道至今依稀可见,虽然部分水道后来被改为池塘,但现场仍能看出两千多年前制陶、运输的大致路径。

惠州博物馆外观设计象征“历史之印”,大量使用先秦时期东江流域出土的陶器网格纹元素作为装饰,厚重而典雅。

  从考古资料可知,约在缚娄国时期,夔纹陶广泛分布于东江流域,东北至龙川,西南至增城、东莞,东南至惠东、海丰,中部在深圳、惠阳。通过对古陶和古窑场的深入研究,惠州先秦时期制陶场景也显得愈加清晰:聪明勤劳的惠州先民在临近东江、西枝江等江河边建立陶厂,生产的陶器通过水运输送到沿江区域,供人们日常使用。

  只是,当年热闹的生产生活场景,与目前稍显落寞的遗址形成鲜明对比。一些早期遗存,早已踪迹难觅,藏身于农田荒草中,少人问津。有的遗址尚存,但长期湮没于荒草,许多古窑遗址都普遍面临保护政策、资金支持不足、基层文化硬件设施跟不上、群众参与度不高等现实问题而显得“落寞”,有的被初步保护,但设施简陋,静置于当代社会主流生活之外。这令人感慨,我们离那段历史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

  “古为今用”,是惠州焕发历史文化名城新活力的必由之路。

  2009年,惠州博物馆从惠州西湖迁入市区江北现址,其外观设计象征“历史之印”,大量使用先秦时期东江流域出土的陶器网格纹元素作为装饰,厚重而典雅,宛如东江之滨一颗璀璨的明珠。古老的陶器纹饰,经过活化利用,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间彰显韵味,成为连接古今的纽带,展示着久远而辉煌的东江文明。

银岗古窑场仿真复原场景。

  在这座“无边界博物馆”中,有登记造册文物4000多件(套),其中珍贵文物300多件(套),包含陶瓷、青铜、玉器、石器等“宝贝”,每一件文物,都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将抽象久远的历史变得具体生动。

  每一件碗、碟、瓶、罐,都有它的历史和故事,它们从古窑址、古墓地、古村落等处抽离,来到惠阳区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赶赴一场陶瓷盛会。

  2020年底,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建成开馆,这是广东首家以“东江流域”命名的古陶瓷专题博物馆,收藏先秦到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古陶瓷800多件,另有千余件古陶瓷标本,博罗梅花墩窑、惠州东平窑、惠东白马窑等东江流域窑址出土的陶瓷标本,生动鲜活地再现东江先民的智慧创造。

  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常年对外开放,为广大文物爱好者、收藏者以及学生群体提供了新的交流学习平台,推动陶瓷文物活起来。

  “古为今用”,更是历史文化遗址所在地群众的普遍愿望。

  银岗窑遗址的保护规划已经编制完毕,并列入古遗址公园。银岗村当地群众希望能够对银岗窑遗址的文化资源进行深挖,用好历史文化资源,让历史文化绽放新魅力,以内涵更加丰富的乡村文化赋能“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

  有的地方则开始将文化赋能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三栋瓦窑岭遗址所在的官桥村,计划充分利用瓦窑岭的文化资源打造文化展览馆,与该村紫溪半岛花海世界景区形成产业联动,进一步做大农文旅产业。

  昔日曾经热火朝天、连接着千家万户日常生活的窑场所在地,能否在文明形态持续迭代的今天,成为吸引人们回顾历史、品鉴远古文明的新基地?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广东先秦考古》,杨式挺、邱立诚、冯孟钦、向安强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简明广东史》,蒋祖缘、方志钦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惠州文物志》,惠州市博物馆编,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4.《惠州文化教育源流》,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惠州市博物馆100件藏品的故事》,钟雪平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6.《先秦东江流域三组文化遗存的分析与综合》(赵善德、娄欣利论文),收录于《东江文化纵横谈:首届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编辑:洪东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