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铁骨铮铮守其志 不畏艰险勇担当

　　叶挺光辉的一生

　　●1903年，叶挺入读本村腾云学堂，喜欢阅读具有民主革命思想内容的书刊，崇拜民族英雄。

　　●1918年底，叶挺从保定军校毕业，不久加入粤军。1920年10月22日，率部与友邻部队攻克惠州，为从军后取得的首仗胜利。

　　●1924年，叶挺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11月，叶挺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重视部队政治训练，坚持不懈对官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1926年5月，叶挺率部北伐，担任先遣队，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叶挺被称誉为“北伐名将”。

　　●1927年8月1日，叶挺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担任前敌总指挥。

　　●1927年12月，叶挺参加广州起义，担任军事总指挥。

　　●1937年，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创建抗日根据地，带领新四军毙伤俘敌10余万人。

　　●1941年1月，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扣押，被囚5年。狱中作《囚歌》明志，要“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叶挺获释；4月8日，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遗体葬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

　　叶挺像。 惠州报业传媒集团东江图片社供图

　　立志救国 投身革命　　

　　叶挺，原名为询，字希夷，号西平。1896年9月10日出生于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周田村。1903年，7岁的叶挺进入本村腾云学堂读书。1918年底，叶挺从保定军校毕业。此时，叶挺得知孙中山组建的援闽粤军进入福建漳州，十分高兴，函托同学邓士章介绍自己前往漳州参军，出任第一支队参谋。从此，他更加坚定地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叶挺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努力追求革命真理，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终于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是自己应该走的革命道路；只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才是真正觉悟的表现。从此，叶挺由一个追随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毕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25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陈延年等决定在肇庆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由叶挺出任团长。11月21日，部队正式成立。为了保证党的有关指示的贯彻执行和独立团宗旨的实现，部队甫一建立，就在团内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支部委员会，由吴季严、叶挺、周士第、董朗等组成。支部成立初期共有党员20多人。同时还成立了共青团支部。绝大多数干部都由党、团员担任。

　　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独立团成立后，叶挺首先对部队大力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以使部队“迅速培养成一支最可靠的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武装”。他结合自己过去在军校和苏联学习掌握的军事知识理论，以及在军队中的实践经验，亲自主持制定干部和新兵训练计划，对部队实行严格“四操”“三讲”制度，常常亲率官兵操练。由于叶挺处处以身作则，各级干部和战士积极投入军事训练，全团官兵军事技术水平提高很快。

　　在进行严格军事训练的同时，叶挺重视部队的政治训练，坚持不懈地对官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带头自觉学习马列主义，用革命理论武装官兵。此外，叶挺还非常重视部队的组织建设。通过政治、军事训练，吸收一批表现突出的官兵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很快，部队的党员人数由建团时的20多人增加到100多人，还有一批战士加入了共青团。由于叶挺坚定执行党的指示，全力以赴搞好独立团的各项工作，从而使独立团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军队。叶挺严明治军的举措，有如神话般地在部队和民间传开。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闻讯后，也从广州来到肇庆视察，看到独立团处处体现官兵平等，亲如手足，非常钦佩和惊讶。

　　在叶挺的带领下，独立团十分重视做群众工作，经常向附近群众宣传国民革命运动的意义，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支持工农革命团体，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谋利益形成了一种风气，深受广大群众赞扬和拥戴。

　　挥师北伐 屡建殊勋

　　广东国民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后，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建议下，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

　　1926年5月1日，为了打开北伐前进道路，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遣部队之一，由肇庆、新会出师北伐。部队抵达广州时，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召集独立团连以上干部召开会议，对独立团的作战方针和任务作出指示，要求独立团“在战斗中，要起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要坚决完成战斗任务，要注意发动群众”。叶挺表示，保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指示，绝不辜负党的期望。

　　5月20日，叶挺率领独立团从广州出发，越过五岭后，于25日进抵汝城，与敌谢文炳部千余人接战，将敌溃退，占领汝城。5月27日，独立团进入湖南郴州。5月31日，叶挺率独立团抵达永兴，接到唐生智告急，随即指挥部队冒雨长驱疾进，于6月2日上午赶到安仁。3日晨，叶挺即派部队分别开赴渌田和黄茅铺。3日13时，独立团第二营刚到渌田墟附近，便仓促加入战斗，与敌展开激战。4日凌晨，独立团在渌田和黄茅铺同时发起攻击，叶挺率主力从黄茅铺以西绕到敌侧背发起攻击，使敌谢文炳、唐福山等6个团全线溃败，伤亡惨重。至上午7时渌田守敌全线溃退，逃往攸县方向。叶挺率部乘胜追击，于6月5日下午2时，占领攸县县城，迫敌退至醴陵。

　　安仁渌田、龙家湾之战，叶挺独立团在友军和当地农民武装的配合下，以一个团的兵力打败谢文炳、唐福山部6个团的敌人，解了唐生智之危，稳定了湘东南的局势，为北伐军各军进入湖南作战创造了条件。

　　7月1日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9日正式出师北伐。独立团为湘鄂主战场的开路先锋，在叶挺的指挥下，与北伐军兄弟部队一道，相互配合，相互策应，连克泗汾、醴陵、浏阳、长沙、平江和岳阳，直指湘鄂的交通要道、武汉的南大门——汀泗桥。

　　26日，第四军所部开始攻击汀泗桥。第四军6个团发动总攻未克。在敌我双方对峙期间，叶挺独立团由小路绕到汀泗桥东北之古塘角敌背面，出其不意地发起猛攻，正面部队也发起全线攻击。由于敌腹背受击，溃不成军，慌忙逃窜，天险汀泗桥为北伐军攻占。攻克战略要地汀泗桥之后，叶挺率部马不停蹄继续北进追歼逃敌，神速越过汪洋般洪水淹没的铁路，于27日11时攻占咸宁城。

　　9月3日，北伐军开始攻击武昌，各部队分别挑选精兵组织爬城奋勇队。独立团担任通湘门至宾阳门的攻城任务。叶挺以第一营为奋勇队（敢死队），第二营为拥进队，第三营和特别大队为预备队。武昌守敌20000多人，依仗兵力、装备优势，和坚固城墙，顽抗固守。第四军攻城所部无法接近城墙，与数倍于我之敌激战，全部壮烈牺牲。

　　首次攻城失利，改为围攻。叶挺指挥两个连和安源矿工数十人，在通湘门附近挖坑道攻城。10月1日，敌3000多人突然冲出城门外，企图破坏坑道作业。叶挺即令机枪连、补充连抢占长虹桥，掩护各营展开火力。经1小时激战，将敌击溃，俘敌大部。10月10日，北伐军再次发出攻城战斗命令。叶挺指挥独立团在通湘门附近首先以云梯登城成功。部队奋不顾身冲锋陷阵，直捣武昌城内。随即兵分三路，向蛇山方向进攻，官兵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冲上蛇山，全歼守敌。至此，武昌全城守敌停止抵抗，20000余守军向北伐军缴获投降。守城总司令刘玉春、湖北督军陈嘉谟等均被俘。

　　1927年5月17日，驻鄂西南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国民革命军向郑州二次北伐，武汉空虚之机，发动叛乱。叛军沿武长铁路，一直攻到距武汉仅40里的纸坊镇。在危急关头，叶挺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坚决保卫武汉，平息夏斗寅反革命叛乱，为保卫武汉立下赫赫战功。

　　举义南昌 鏖战羊城

　　北伐战争的胜利，使工农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势力也不断增强。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对各军进行扩编。独立团改编为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另从独立团抽出部分骨干，新组成第七十五团，叶挺升任第二十五师副师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制造反革命政变，接着汪精卫又制造“七·一五”事变，与蒋介石合流，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和屠杀革命力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至此归于失败。这时，谭平山在九江主持召开会议，主张叶挺等率领的革命武装能够担负起挽救革命、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重任。叶挺按照党的指示，率领北伐军于7月27日由九江开进南昌。8月1日上午，起义获得成功。这次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1日上午9时，参加起义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朱德等和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举行联席会议，首先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然后议决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选包括叶挺在内的25人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同时公布了《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中央委员宣言》等文件。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在广州地区举行武装起义。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起义原定于12月13日举行，因藏匿武器的米店被敌人破坏，敌人猜测共产党可能要发动一次武装起义，因而下令调集反动军队回防广州，妄图扑灭这次起义。由于形势突变，起义指挥部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12月11日凌晨举行。

　　中共广东省委事前已预定由叶挺担任起义的军事总指挥，因起义时间提前，他在起义前的12月10日晚上才匆忙从香港赶到广州。回到广州后，叶挺立即投入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参加了由中共广东省委事先秘密组织的教导团起义誓师大会。1928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对广州起义作了总结。

　　叶挺到香港后，因在香港的党组织接连遭受破坏，港英当局应国民党反动派的要求，在香港加紧搜捕共产党人，叶挺也成为搜捕的重点对象。经党组织同意，叶挺于1928年初离开香港到马来西亚吉隆坡亲友处暂避风头。后来转到日本，于6日间前往莫斯科。其后又来到德国和法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叶挺对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和行为十分气愤，在国难当头之际，他即离开德国到澳门居住，以便了解国内的形势和动态，利用澳门与香港和内地紧紧相连的条件，寻找党组织，争取尽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临危受命 奋起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日战争从此开始。寓居澳门的叶挺在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热血沸腾。他立即离开澳门，前往上海、杭州等地，与各方面有关人士接触，表达自己参加抗战的强烈愿望。7月间，周恩来在上海会见叶挺，建议他出面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并要叶挺亲自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求。叶挺毅然接受这一使命，随即通过陈诚向蒋介石表示愿意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提议将这些队伍整编为一个军，番号定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意在继承和发扬北伐时期“铁军”第四军的光荣传统。

　　新四军从筹建开始，就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诸多压制和阻挠。叶挺深知，指望国民党当局发给经费是不可能的。为了解决部队给养的困难，叶挺先后派遣干部到南洋各地为部队筹募经费。他曾委派从海外回国参加新四军的陈子谷，以叶挺秘书名义，到泰国曼谷等地为新四军募得26万元。这笔款项，相当于国民党答应给新四军的好几个月的全部经费。

　　为解决医药器材等供给不足的问题，叶挺派人到上海活动，得到上海各界群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援，给新四军捐赠了大批药物、医疗器械及军事通讯设备。同时，还发动募捐棉衣、款项和义卖义演活动，给新四军募捐数量不菲的款项。此外，叶挺还四处奔跑，利用各种关系，千方百计为部队筹募军费，武器及医药物品等物资。

　　作为新四军军长的叶挺，衷心拥护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和决定。为了新四军的建设和发展，叶挺排除干扰，克服困难，积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力以赴带领新四军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发动游击战争，开创抗日根据地。

　　为了开辟苏南敌后抗战，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叶挺从各支队抽调兵力组成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先遣支队，挺进敌后，实施战略侦察，为开辟苏南敌后抗战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按照叶挺对新四军挺进苏南的战略部署，陈毅率领第一支队东进苏南，开辟茅山根据地，向溧阳、镇江、句容、金坛、丹阳一带展开。而张鼎丞则率领第二支队进入江宁、当涂、溧水、高淳一带地区，与第一支队相互策应，着手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开展打击日军的游击战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叶挺领导下，新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革命武装之一。作为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在领导新四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要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12月31日前北移，企图在北移中消灭新四军江南部队。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及江南部队决定开赴江北。但国民党顽固派秘密调集7个师8万余兵力，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在新四军北移路线上设下层层包围。

　　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及江南部队9000余人，开始从云岭北移。5日，抵达茂林地区。6日早，发现敌情，遭顽军第四十师、第五十二师前后拦击。叶挺果断地指挥反击，将顽军击退。8日，遭顽军第七十九师截击，以及第四十师、第五十二师两翼夹击。叶挺指挥部队与敌展开肉搏战，一直坚持到8日夜晚。

　　13日凌晨，叶挺作战地动员后，全体指战员用刺刀、石头、拳头，同顽军展开殊死搏斗，冒着枪林弹雨突围。14日，叶挺给中共中央发出最后一次电报后，下令砸毁电台，再一次组织突围。虽经八昼夜的浴血奋战，但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除千余人冲出重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在处境更为危急时刻，叶挺带着随从十余人下山谈判，随即被顽军无理扣押。为揭露事变真相，周恩来在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叶挺在皖南事变过程中，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革命责任感和组织纪律性，以及对民族解放事业赤胆忠心的高贵品德。对于叶挺的不屈不挠的英勇行为和表现，周恩来高度评价说：“皖南事变时，他（叶挺）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

　　身陷囹圄 正气凛然

　　1941年1月14日，叶挺被扣后，押解至宁国县上官云相总部。随后被转押至上饶顾祝同处，囚于上饶集中营的李村。

　　蒋介石得知扣押叶挺的报告后，叫顾祝同尽力设法对叶挺进行劝降，被叶挺拒绝。1941年7月，叶挺被转押桂林，翌年1月又转押至重庆。叶挺被押到重庆后，蒋介石授意叶挺就读保定军校时的老同学、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来看叶挺，企图通过陈诚与叶挺的关系，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再次对叶挺进行拉拢，遭到叶挺的断然拒绝。后来，陈诚又来与叶挺面谈。但叶挺态度始终如一，坚定不移。

　　叶挺被转押重庆中美合作所红炉厂囚禁之后，他预感到蒋介石的迫害将会一步步加紧，自己的命运如何已难以预料。已抱定牺牲自己一切的他，决心斗争到底，绝不回头。因之，于11月21日在红炉厂囚室，写下气壮山河的不朽诗篇《囚歌》，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决心。

　　1942年底，叶挺被转押湖北恩施；1943年夏秋间后又被押送至广西桂林；1943年底，再被押回恩施。

　　叶挺被扣押后，中共中央一直非常关注叶挺的安全和处境，不断揭露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迫害叶挺的卑鄙行径，严正要求迅速释放叶挺。共产党与国民党数十次的谈判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立即释放叶挺。此外，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千家驹以及汉斯·希伯等外国友好人士也一致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叶挺，恢复他的自由。中国共产党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国际友人对叶挺的关怀、支持和声援，成为叶挺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坚强后盾和精神动力。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从延安到重庆，就和平问题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谈判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一再与蒋介石交涉，要求立即释放叶挺及其他被国民党囚禁的政治犯。经过反复斗争，直至政协会议之后，中共中央为争取叶挺的释放，提出以释放1945年9月在邯郸战役中被俘获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四军军长马法五为条件，释放叶挺的要求。蒋介石才迫不得已，接受了这个条件，答应释放叶挺。

　　1946年3月4日下午，被扣押5年之久的叶挺，终于获释出狱。在5年的囚禁环境里，叶挺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进行认真的思考，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因此，他出狱的第二天，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接到中共中央同意的复电后，叶挺心情十分激动，读罢情不自禁地流下感激的热泪，立即向周恩来表示，对党中央为他作出如此高度评价和肯定的历史结论，感到欣然。他把这个高度的评价，看成是党对他的一个有力的鞭策。

　　4月初，叶挺奉命赴延安参加整军会议。离开重庆的前一天（4月7日）晚上，叶挺偕同妻子李秀文与邓发、廖承志夫妇，及民主人士黄鼎臣、伍觉天，应邀出席电影工作者司徒慧敏的家宴。他们举杯畅饮，祝贺叶挺、廖承志重获自由，为叶挺、邓发北上述职饯行。

　　4月8日，叶挺与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一行13人同乘飞机飞往延安。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人到机场迎接。但飞机偏离了正确方向，进入兴县境界，与黑茶山相撞而坠毁，机上所有人员全部遇难，酿成机毁人亡、无可挽回的历史悲剧。

　　叶挺，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20余年，经历了种种严峻考验，实现了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我的一切”的誓言，永远地“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何焕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