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入史册的“惠州将军”邓子瑜

　　本版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陈骁鹏

　　文/陈妩晖 图/周婷婷

　　【编者按】

　　在辛亥革命前，惠州的三洲田、七女湖两次武装起义，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意义重大。作为七女湖起义的组织指挥者，邓子瑜是惠州辛亥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被孙中山称为“惠州将军”。辛亥革命“最佳观察家”冯自由曾评价：“惠州人从总理者，以子瑜为最久。”

　　如今，七女湖起义旧址被列为惠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吸引不少人前往参观学习。邓子瑜故居所在的当地村民则留存着不少邓子瑜遗物，故居一旁碉楼仍保存完好，可活化活用资源较多。近十年来，村民奔走呼吁，期待兴建邓子瑜纪念场所。（李海婵）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周馥致电外务部，要求迅速联系英国大使催促港督驱逐一个人。电文中说：“查邓子瑜乃孙文党首，邓若留港，党夥均有所附，其为害实无异孙文。”这个“为害”程度能与孙中山并提的“党首”，就是七女湖起义的组织指挥者邓子瑜。

　　邓子瑜被香港华民政务司勒令离境后避居新加坡，与陈楚楠等同盟会员创办《中兴日报》，不遗余力地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被誉为辛亥革命“最佳观察家”的冯自由曾这么评价邓子瑜：“惠州人从总理者，以子瑜为最久。”由此可见，邓子瑜是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运动的一位忠实同志，他也因此被载入史册。

故居内杂草丛生 杨锦强 摄

　　[壹]

　　任侠好义 孙中山“极器重之”

　　邓子瑜，生于1878年(一说生于1873年)、博罗丰门村人，在青年时代跟随父亲邓通泰在麻陂圩经商。他是一个热血青年，人称“任侠好义，有汉朝朱家、郭解的风范”。朱家和郭解是《史记·游侠列传》中的豪杰，司马迁称之为“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当时拿此二人来形容邓子瑜，可见邓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在1900年之前，邓子瑜与归善、博罗等地的会党志士就有着广泛的联系。郑士良在发动三洲田起义时，邓子瑜其实就是郑士良的左右手，负责联络惠阳、博罗、新安、河源等地会党，为起义提供了人力和武力的巨大支持。在香港策动起义时，他得以在邮轮上晋谒孙中山，孙“极器重之”。遗憾的是，由于械弹缺乏、接济断绝等原因，轰轰烈烈的三洲田起义以失败告终，邓子瑜也不得不开始漫长的海外逃亡生活。

　　他先是逃亡到香港，不得立足之地，遂偕黄福、黄耀庭等人避居南洋新加坡，开设“永新祥”客栈谋生，并改名“朱民”（寓意天地会明主朱洪竹子民）。据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记载，“永新祥设于新加坡牛车水大门楼门牌九十五号，惠属党人之来往南洋者咸奉为东道主”。此时的邓子瑜，在南洋堪称惠属党人的代表人物。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风潮遍及全国，清廷屡向日本政府交涉，将孙中山逐出日本境外。孙中山离开日本后，在河内设立机关总部，以策划广东革命行动。这时的孙中山所能依靠的武装力量唯有会党，为了痛击清政府，孙中山决定在广东各邑同时起义，用以牵制清军主力，壮大革命势力。由于郑志良在1901年暴毙，孙中山在惠州方面所能依赖的关键人物，只有邓子瑜了。

　　1906年4月，孙中山来到新加坡，在晚晴园设立同盟会分会，邓子瑜率先加盟。次年，孙中山先后派许雪秋、黄耀庭、余绍卿及邓子瑜等四人自南洋回国，准备起义事宜。许雪秋负责潮州起事，余绍卿则负责阳江、阳春方面任务。

　　正在此时，却发生了一些让孙中山意想不到的事情：余绍卿先到达香港，凭着孙中山的介绍函向香港同盟会领走公费1500元，回到内地后竟然杳无音讯；在三洲田起义中“以善战称”的革命军先锋官黄耀庭，在领取公费1200元后听闻香港警局在暗中注意他的行踪，竟不敢进入惠州，而是匆匆返回新加坡，一去不返。为了不让孙中山的革命计划流产，邓子瑜冒着被当局抓捕的危险，独自一人坚守香港，“苦心孤诣，以图东江军务之发展”。他与在潮州的许雪秋各当一面，相约举事。

孙中山与其支持者及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员摄于晚晴园（1905年底），后排右三为邓子瑜 邓秋林 供图

　　[贰]

　　“惠州司令” 组织七女湖起义震慑清廷

　　1906年冬，江西的萍乡和湖南的浏阳、醴陵等地爆发起义，许雪秋准备在潮州起义响应，电告孙中山派人协助。孙中山接到电报，同意了许雪秋的潮州起义计划，并派邓子瑜前往惠州，此时在党人中，邓子瑜已有“惠州司令”之衔。

　　许雪秋的潮州起义走漏风声，被迫于1907年农历四月十一日晚提前发动，史称“丁未潮州黄冈之役”。黄冈之役持续了6天，一度声势逼人，但因事发仓促而最终失败。潮州黄冈起义猝发失败后，邓子瑜命陈纯、林旺、孙稳等集合部分同志前往惠州，计归善、博罗、龙门分三路举事。不过，邓子瑜这个“惠州司令”并不好当。当时他手里的军费仅有1200元，分三路举事，每路只能分到400元。邓子瑜并没有气馁，认为“有清军防营枪械可取而利用”。来到惠州后，邓子瑜又发现博罗、龙门两地的会党志士不易会合，遂决定只在归善发动起义，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发动的七女湖起义，史称“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

　　据史载，参加起义军者有二三百人，起义军旗帜上书“革命军都督朱令”字样，当日占领了七女湖圩镇，夺取清军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师哨兵多人，各处民众纷纷响应。由于圩镇距离惠州府城仅二十余里，再加上惠州府县两城兵力空虚，顿时城内人心恐慌，各商行联名致电广州营务处告急。

村民保存着邓子瑜的怀表

　　[叁]

　　起义军越战越勇 缺乏支援而解散

　　清兵连遭失败后，惠州知府陈兆棠也急电广州督署求救。粤督周馥见报，急调驻惠州东路巡防各营管带洪兆麟、李振声等部及新会中路巡防第十营管带钟子才等前往支援。起义军一部二百余人渡过东江，转战水口、横沥等处，所向披靡。四月二十五日，起义军先是进攻泰尾(今博罗泰美)，另一部起义军于四月二十七日进兵柏塘，清军管带由柏塘率队跟追，午刻至八子爷岭。

　　起义军志士百余人各持枪支，预先埋伏八子爷岭。清军四面围攻，双方战至傍晚，起义军寡不敌众，乃由山岭一带退走，阵亡数十名。罗浮山附近会党首领黄宁瑞等人亦率众响应七女湖起义。四月三十日，清军中路巡防第十营管带钟子才督队捕拿党人。随后洪兆麟率清军到达八子爷岭时，又被林旺所率五十名起义军击溃，洪兆麟中枪坠马，所部死伤甚众。李振声、钟子才各部也抵御不住，省城为之震动。为此，粤督又命水师提督李准急调攻黄冈之兵从汕头驰援惠州，顺道由澳头登陆。而起义军声东击西，与清兵混战十余日，越战越勇，“来去飘忽，使清军防营为之疲于奔命”。

　　正当起义军士气大振之时，邓子瑜却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原来，潮州黄冈起义失利，惠州起义军失去支援，再加上接济枪械未到，势难久持。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邓子瑜遂下令起义队伍退入梁化墟附近村落，将机械埋入地下，宣布队伍解散。起义队伍解散后，部分人员逃亡香港，大部分退入罗浮山区。

邓子瑜用过的碗

　　[肆]

　　创办《中兴日报》宣传革命思想

　　七女湖起义失败后，时在香港的邓子瑜被认为是此次起义的“主动人”，粤督周馥向港督要求引渡，因此邓被香港华民政务司勒令离境，避居新加坡，重操旅业。在南洋期间，邓子瑜积极协助同盟会南洋支部开辟各埠分会。1908年，由于广西镇南关及云南河口两役，邓子瑜奉命前征英、荷各埠募集粮饷，“总理(即孙中山)大得其助”。民国成立后，旅外党人大多归国谋求显职，“独子瑜不慕利禄，操旧业如故”，显示出邓子瑜独特的个人魅力。

　　邓子瑜对辛亥革命的另一贡献，是在1907年8月与陈楚楠等同盟会成员创办《中兴日报》。《中兴日报》雄心勃勃，在其发刊词中阐明“吾人之宗旨，在开发民智，而使数百万华侨生其爱国之思想也”。该报出版初期可谓轰动，据说“出版之日，我华侨莫不以先睹为快，甚有趋至报社，鹄候出版，门以内满座，门以外途塞”。可惜，《中兴日报》因财政困境等因素，于1910年中停刊。

　　1914年，邓子瑜在新加坡加入中华革命党。据《中华民国国父实录》记载，1915年10月，用以维系党员联系与党务活动的新加坡民安客栈重组，股东们一致向孙中山推选邓子瑜为总司理，一方面是因为邓“客栈营业富有经验，办理党务亦久”，更重要的是“知名者众，尤易得人”。

　　邓子瑜主持民安客栈没多久，袁世凯在北京恢复帝制，他随即回粤参加讨袁运动，并被推为讨袁军东江别动队司令，后又参加护法之役。1918年，邓子瑜出任广东海山盐场知事，数月后因为盐政腐败无从改革而毅然辞职，拂袖而去。后来他还参加讨伐广西军阀莫荣新。1925年，邓子瑜在惠州病逝，身后萧条，归葬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