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写作者无论从哪里提笔，抵达的世界有多远，描绘的风景有多诡谲多变，最终放不下的还是童年。如同长在人身上的痣，从娘肚子里爬出来，谁能甩得脱？童年的味道就像是给一生的味觉定了调，江浙人的吴侬软语里就透着甜的温柔，浓重的花椒辣椒味中彰显出四川人的粗犷，东北猪肉炖粉条中也饱含着白山黑水的豪情。

　　而给我童年味觉定下调儿的就是供销社。

　　一间大瓦房，摆着最日常的生产、生活用品，这里就叫“供销社”。木板上的三个字，写得大大的。刚踏进门口的一瞬，牙膏、香皂、散装白酒酱油、雪花膏混杂的香味儿就直冲过来。哇，真香，霎时觉得世界是这么美好，还有这么好闻的味儿。多少年了，多少好吃好喝的都溜到肚子里了，让自己脑满肠肥、秃了顶，让自己的口腔功能蜕化，变得麻木，但始终还记得那一缕醇香，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味道。它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如同一只趴着晒太阳的老狗，眼皮都懒得翻一下，但它还记得抢到第一块肉骨头的兴奋。

　　喇叭花爬满的院子里，放着母亲的酱缸，柴火垛。一日三餐清一色高粱米饭、苞米面的大碴子、大饼子，吃得人面黄肌瘦，口里冒酸水，心里发慌。除了火柴、蜡烛、煤油几样外，在那样近乎“手工自给”的年代里，人们像一只只蚂蚁努力生存着，有序但又呆板。现在的人们追求“诗意的栖居”，会觉得那个时代很有情怀，让人羡慕，其实那就是矫情，属于“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镇里有座威严的祖祠，大门紧锁，昏暗、孤寂，森森然。一天忽然打开一扇小天窗，哗，斜斜的，外面的一束光线刺了进来……而供销社就像这扇“小窗户”。打酱油，买火柴、端着二碗去买腐乳、臭豆腐。一角钱是八块糖，九分钱一盒的“金葫芦”烟卷味道也不错。小孩手里有了两三角钱，就爱往小卖点跑。递过去一角钱，人家也不吭声，转身抓起一把，然后手在柜台上尺把高的地方停住，手指一松一紧，变魔术似的。“当啷啷”几声，八块糖块儿砸在玻璃柜上，打滑梯一样欢快。手里多的再扔回去。我们站在柜台外，眼睛盯着，心里数着数，也是那样欢快。那时我就有个理想：长大后就当售货员——随便吃糖，没人管。

　　之所以叫“糖块儿”，呈小型长方体状，硬硬的，形状确实像砖块。外面包着糖纸，上面多是印着桔子或菠萝好看的图样，两边拧着个结，像是小丫头的鬏鬏，打开糖纸，琥珀色的“糖块儿”静静地躺着。那时桔子、菠萝南方水果不要说吃，见都没见过。“糖块儿”在嘴里小心翼翼地吮吸着，尽量让这美好的滋味保持得更长些。同时全神贯注地想象着南方，那个很遥远的热带。生怕一不注意，甜味就跑了。有时为了过瘾，狠狠心，干脆放到嘴里，“咯吱、咯吱”放肆地大嚼起来，一整块霎时四分五裂，一小块一小块的糖分子在口中纷纷炸开，一波波的甜蜜随即通过口腔味蕾，流遍五脏六腑，尽情抚慰着干渴的身心。

　　吃完糖被剥掉的糖纸是舍不得扔的，花花绿绿的，一张张夹进书页里，日后再翻开，还能闻到一丝甜儿味钻入眼睛，又回想起当时吃那块糖时甜蜜的样子，嗅觉、视觉、听觉大作战，尽量在复原着吃那块糖的情景，好像也是一场自我感官享受。几个小姑娘也要争论一番，炫耀谁的糖纸高级，谁家的亲戚多。有好胜的人就趁机显摆起来：“是奶糖，家里人出差到上海买的，是玻璃纸的。”优越感一下子出来了，周围的人眼巴巴的地瞅着，只剩下自惭形秽的份儿了。

　　后来镇上的供销社搬到更大的一个地方，经营面积大了很多，卖的东西也更多了。雪花膏、花布、油盐酱醋、化肥、锄头生产农具应有尽有。那时候我上初中，有时候没带午饭，中午就骑着自行车到供销社买一个面包。掏出家里给的两角钱，买个面包作午餐。面包有盘子那么大，圆的，油汪汪的。一面平另一面是鼓的，红黑发亮。售货员会顺手扯上一块黄纸垫上，再拿给你。就站在那吃，毕竟是面包，发干。有时就硬噎下去，有时直翻白眼。馒头都吃不上溜的年代能有大面包吃，心中还是欢喜不已。

　　最期待的是学校开运动会，那就可以跑到供销社买汽水儿喝了。玻璃瓶的，打开瓶盖后，密密麻麻的小气泡高兴地跳跃着，积聚在瓶口。“汽儿跑啦”赶紧把嘴凑上去，喝得直打饱嗝，这时往往是紧紧抿着嘴，鼻子一阵阵发酸，人却是乐的。和其它好吃的相比，喝汽水还有个盼头—退瓶。一饮而尽后，兴冲冲地拿着空瓶，递给售货员。三毛一分的汽水，退瓶还会找回一毛五分，立马就觉得拣了个大便宜。

　　物质贫瘠的日子里，心情不会贫瘠。饼干、面包、糖块属于“零嘴儿”，但足以给寡淡的日子增加了一丝味道，觉得世上所谓的苦也能坦然接受了。是啊，没有苦，哪会有甜呢？

　　老话说“没有受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 隔着几十年的光阴，每每回想这番“供销社”的味觉记忆，总感觉时光飞逝，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