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日报创刊72周年：东江红色报纸赢得国内外赞誉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办报经验日趋丰富，东江地区党报党刊步入发展壮大时期，加之党报党刊的刊行时间普遍较长，让广大党员和群众都能在红色文脉的滋养下，坚定革命信心，激发抗战热情，赢得民族解放的胜利。

　　《新百姓》报

　　东江抗日游击区第一份报纸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惠州、广州相继沦陷。中共广东党组织积极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和东江纵队。

　　1941年的1月和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分别在东莞的大岭山、宝安的阳台山创办《大家团结》报、《新百姓》报。这两份报纸是东江抗日游击区创办最早的报纸。当年7月，东江文化工作委员会经请示曾生等，决定两报合并，仍以《新百姓》之名出版。

　　1942年1月，《新百姓》报更名为《东江民报》，时任社长为谭天度。3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军政委员会决定将《东江民报》更名为《前进报》，并作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机关报。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坪山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进报》遂成为东江纵队的机关报。

　　在部队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前进报》依靠部队指战员和抗日爱国人士的支持，克服种种困难，在敌伪顽势力和反动舆论包围的环境中，建立了一个舆论阵地，开辟了一条新闻战线。

　　最初的《前进报》是油印4开2版小报，报社无固定地址，经常跟随部队在东莞、宝安和大鹏半岛一带辗转流动。

　　1945年春，罗浮山花枝烂漫。东江纵队主力越过东江北岸，挺进罗浮山开辟根据地。前进报社全体工作人员选择最险要最保密的朝元洞安营扎寨。当时，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延安准备召开党的七大，单凭手工的内印已经不能满足宣传需要。

　　此时，博罗进步人士、曾担任民国博罗日报社社长的陈洁，将原属该报社的印刷机隐藏地点告诉东江纵队。原来，1944年底，日寇对博罗进行大扫荡，为防止印刷机落入日军之手，陈洁将印刷机埋藏在农民陈锦青家里。

　　东江纵队五支队政治处主任韩继元派纵队干部曾辉带领十几名战士将这台近千公斤重的印刷机器拆卸、打包，突破敌人重重封锁，秘密运到罗浮山朝元洞，交给《前进报》使用。

　　从此，《前进报》由原来的手工油印变成机械铅印，改为4开4版铅印报，每周一期，第一版登载中共中央重要指示、社论、评论和重要新闻，第二版为华南各游击区军民团结作战和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等新闻，第三版为国际新闻，第四版登载部队干部、战士创作的文学作品。

　　这是《前进报》的全盛时期，报社发展到四五十人，在路东、路西和北江游击区派有特派记者，发行量1万份左右，发行范围从东江解放区扩展到珠江、韩江、粤中、南海等游击区和兄弟部队驻地。

　　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奉中共中央命令北撤山东省烟台，《前进报》完成历史使命，宣告停办。

　　《前进报》

　　具有国际影响的东纵机关报

　　曾经使得《前进报》实现飞跃的印刷机，因东江纵队北撤时无法带走，只好将其拆散埋在朝元洞附近。而报社工作人员廖荣因腿受伤不能跟部队迁移，就以僧人身份隐居在朝元洞，保护这部印刷机。在新中国成立后这部印刷机被惠阳印刷厂继续用于印刷生产。1978年，这台印刷机被博罗县有关部门收藏，被评定为国家二级文物。后来它再度上山，成为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前进报》印刷机成为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前进报》办报4年多，出版100多期，是华南抗日根据地办得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为宣传“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朱德在中共七大军事报告中对东江纵队的赞誉），高扬“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留下恒久的墨香。

　　尤其值得可圈可点的是，《前进报》的办报历史，高举统一战线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旗帜，被誉为战火中的媒体先驱。

　　1942年的香港“秘密大营救”，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家属800余人。邹韬奋、茅盾、范长江、黎澍、宋之的等文化人被营救脱险途经东江游击区时，非常关心敌后新闻出版工作的情况，仔细参观各种各样的宣传品展览，对于套色油印出版的报刊很感兴趣。

　　邹韬奋连连赞叹说：“真不简单，如此艰苦环境，四处为家，为民族解放大喊大叫，可喜可嘉！……”邹韬奋还积极建议办一份代表民众说话的报纸，曾生表示同意，决定将《新百姓》改为《东江民报》。邹韬奋挥毫书写《东江民报》报头，并为东纵题词“保卫祖国 为民先锋”。 

　　邹韬奋书写《东江民报》报头，并为东纵题词“保卫祖国 为民先锋”。

　　邹韬奋在东江游击区的时间较长，经常为报社工作人员讲国际时事和办报经验。在这期间，日军进攻惠阳、博罗，国民党军逃之夭夭，报社负责人请邹韬奋写一篇社论，他马上动笔，题目为《惠博失陷的教训》。在文章中，他一再呼吁国民党军队接受教训，立即停止“消极抗日，积极内战”的政策，同人民游击队一道打击敌人。

　　其他文化名人也纷纷帮助《东江民报》。茅盾为《东江民报》副刊《民声》题写刊头，丁聪、特伟两位画家为《东江民报》绘漫画、插图，胡绳为《东江民报》撰写文章。

　　黎澍在《香港脱险和东江游击区的经历》中记录文化名人帮助东纵办报的佳话：“我和胡绳夫妇在东江游击区逗留时间比较长。因为我们到后不久，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和游击队政委林平就把我们找去参加两项工作：开展对国民党地方部队的统战工作并帮助办报。”

　　“游击队小报本叫《新百姓》报，韬奋提议改为《东江民报》，后来改为《前进报》。总编辑杨奇。原在香港国新社工作的几个广东青年参加工作。一个年纪稍长的名叫陈汉章，还有一个叫小蔡，还有一个名字忘了。1946年我在上海见到范长江，他告诉我，这几个青年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闻此无不为之惋惜……”黎澍在文中还追述《前进报》的历史以及为东江新闻事业牺牲的年轻报人（注：《前进报》总编辑杨奇，在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任南方日报社副社长。带着《前进报》的办报经验和罗浮山记忆，杨奇积极参与创办《南方日报》）。

　　这些精彩感人的历史细节，是获救文化名人、民主人士与广东军民之间深厚情谊的生动见证。 

　　1944年6月11日出版的《前进报》刊登了两封美国飞行员写给东江纵队的感谢信。

　　《前进报》产生了国际影响。1944年6月11日出版的《前进报》上，刊登了两封美国飞行员写给东江纵队的感谢信，其中一封信来自美国十四航空队飞行员克尔中尉。当年2月11日，克尔和战友们驾驶战斗机、轰炸机编队，从桂林起飞，到香港轰炸启德机场，克尔的座机被击中，被迫跳伞。日军大肆搜捕克尔，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的红小鬼李石最先发现克尔，将他藏到山洞里。最后，东纵港九大队将其安全转移到东江游击区，成功脱险。克尔中尉临行前特意带走几份《前进报》，他带回美国翻译成英文，让美国人知道南中国有一群抗日英雄。后来，《前进报》又刊登另外5个被救美国飞行员的感谢信。正是《前进报》的影响力，1944年7月出版的美国《美亚杂志》以《东江游击队与盟国太平洋的战略》为题，论述东江游击队与盟军的战略合作。

　　1942年的“秘密大营救”被茅盾先生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抢救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历史奇观，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产生了深远影响。《前进报》在其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及领导的东江纵队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大众报》

　　江南江北《大众报》交相辉映

　　日本投降后，由于国民党军队加紧向东江解放区进攻，为适应新形势，《前进报》曾以东江为界，分别出版江南版和江北版。这种“南北呼应”的办报格局，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延续，江南江北同时出现两份《大众报》，相得益彰。 

　　于1948年2月15日创刊的《大众报》宣传中共方针政策，报道国内外形势，反映军民战斗生活。

　　1948年2月15日，在江北地区的南昆山，中共广东省江北地委和江北支队（后编为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机关报《大众报》创刊，宣传中共方针政策，报道国内外形势，反映军民战斗生活。

　　报社设采编部和出版发行部，建有由通讯员、特约记者组成的通讯网，同时在基层开展读报活动，扩大报纸影响。《大众报》为4开4版油印报，一般10天1期，每期印1000份，报社随部队行动时，则改为3天1期，8开2版。根据不同的时机和地点，为适应战争需要，《大众报》不定期印发号外，印数1000份以上，还印发《大众画报》，印数百份。《大众报》先后出版85期、号外34期、画报27期，发行范围除江北地区，还发行到佛冈、番禺等县，有时还散发到广州市内。

　　今年建党百年华诞前夕，年逾9旬的东三支老战士、原大众报社记者曹直将一支保存70余年的派克钢笔交给龙门县委党史研究室保管。

　　原来，曹直于1947年3月参加部队，后随军挺进龙门南昆山，在东三支政治部警卫排当文化教员。《大众报》创刊后，曹直成为《大众报》记者。在一次行军过程中，他的中学学长张成达赠送给他一支当时还十分稀罕的派克钢笔，鼓励他为革命鼓与呼。正是用这支钢笔，曹直撰写了不少颇有影响的报道。例如1949年春，东三支取得博罗公庄上坪大捷，扭转江北地区的军事局面，为解放惠州铺平道路。曹直第一时间去采访被俘的国民党军独立第二团军官，还与游击队指挥员有过精彩的对话。

　　曹直的这支钢笔虽然已经不能再书写报道，但作为战争的记录和见证，向人们无言诉说着新中国成立前夕东江报人的激情岁月。

　　江南的一份同名红色报刊，与江北《大众报》遥相呼应。

　　惠东莲花山下，迎着1949年元旦的阳光，以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江北、粤赣边、北江4个支队为基础，在惠东安墩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纵队东江第一支队创办《大众报》，社长蓝青，主编胡庸。

　　该报以刊载新华社电讯和部队新闻为主，重大战况、事件另发《号外》。4天1期，8开2版，每期发行1000份以上，分发支队所属各部和惠阳、东莞、海丰等县。

　　这两份东江流域的《大众报》，有力地促进了江北地区解放事业。

　　《粤赣报》

　　“粤赣边新文化战线上的一支突击力量”

　　与两份《大众报》交相辉映的，还有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的《粤赣报》。

　　《粤赣报》于1948年8月15日创办，由支队政治部主任黄中强兼任报社社长，陈东任副社长，原河东区《燎原报》记者陈培任总编辑。

　　1949年10月18日《粤赣报》头版头条报道惠州、博罗解放的消息。

　　这份报纸“当家人”黄中强1922年生于河源东源，17岁入党，中共东江、九连游击区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领导人之一，曾任河源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等职务，拥有丰富的新闻宣传经验。任粤赣报社社长后，又于1948年12月7日河源县人民政府成立时兼任县长，成为河源县人民政府首任县长。

　　由于战争环境恶劣，粤赣报社经常处于转移状态，材料也缺乏，找纸张不易，头3个月才出版7期，后随着战局的扭转改为三日刊。报社的人才队伍也逐步扩大，还派出两名随军记者，全社共有20多人，老隆解放前夕改为双日刊。

　　1949年5月，部队集结于东江上游，接应国民党保安十三团起义。总编辑陈培到前线采访，撰写《我军全线出击东江两岸各城市，曾天节团长率保十三团起义》的特号新闻在《粤赣报》发表，报道我军进军老隆、捣毁国民党保四师师部的经过，鼓舞人心。

　　河源老隆解放后，粤赣报社接管老隆印刷社，《粤赣报》改为铅印，由双日刊改为四版日刊，发行量从7000份增至万份以上，报社人员增加到七八十人，机构逐步健全，日趋正规化。

　　当年7月之后，东江上游地区已大部解放，东江、韩江地区成为解放大军进军广东的重要基地。报社的宣传任务更加繁重，除报道部队战况、群众运动、政权建设、宣传方针、政策、指示号令之外，还开辟各种专栏，如《每周时事》《政策问答》《迎军支前》等，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宣传内容更加广泛，针对性更强，作用越来越大。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粤赣报》成为东江地区宣传解放战争的号角，发行区域扩散至韩江、北江流域及香港。

　　曾任粤赣边支队司令员的钟俊贤，称《粤赣报》是“对敌斗争的精神炸弹，是粤赣边新文化战线上的一支突击力量和一面光辉的旗帜”。

　　1949年10月21日，《粤赣报》（总第一七八期）出版最后一期，该报工作人员分别奔赴惠州《东江日报》（《惠州日报》前身）、河源《新闻报》（后并入《东江日报》）等报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