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字元明，号甘泉），了解中国理学史、书院史的人对他并不陌生，他是明代中期与王阳明齐名的理学宗师。

　　中国书院发展到宋元时期，已经相当繁荣，但到了明代初期，因为朱元璋重视官学，绝大多数书院都被废止，一律改为官学，中国书院史因此进入了一段长达百年的沉寂期。惠州书院也不例外，始建于南宋的丰湖书院也废止于明初，改作归善县学。然而到了明代中期，各级官学因循守旧，弊病丛生，“科举嚣争，富贵熏心”，学风日渐衰颓，难以胜任教育人才的社会责任，这为沉寂百年的书院讲学提供了复兴的历史契机。而明代惠州书院的辉煌，则与湛若水的讲学活动密不可分。

　　明万历《惠州府志》卷十六“寓贤”的湛若水传。 本组图片严艺超 翻拍

　　作为陈白沙（即陈献章）的学术传人，湛若水“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据统计，他一生所建的书院遍布七省，不少于50所，其中仅在罗浮山就有3所书院，分别是朱明书院、青霞书院与天华精舍。在他的带动下，他的学生相继在罗浮山开办书院，使罗浮山书院群成为明代广东乃至全国所瞩目的文化群落。

　　明万历年间杨起元修撰《惠州府志》时，将湛若水列入惠州“寓贤”之列。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杨起元在湛若水传记中，丝毫未提及他在罗浮山的壮举，而是讲起了湛若水童年时在惠州的一段经历。

　　明成化八年（1472），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而湛若水也开始了一段惊险的“寓惠”之旅。这一年，湛若水七岁，因湛家与乡人结仇，其母陈氏带着他和一位老姑逃难到惠州府归善县。在人生地不熟的惠州，母子一行非常窘迫，“望门投止”，到处寻找地方投宿，但却没有什么好心人家收留他们。直到他们来到一个叫“冈下”的地方，才有一个名字叫李应的举人收留了他们。

　　李应是明景泰元年（1450）的举人，官至广西南宁同知，成化元年（1465）弃官后在白鹤峰翟夫子舍讲学授徒，“其学专于治《书》，旁精律历，尤急人之难”。李应一眼看出湛若水的聪慧，“知若水必贵”，就让湛若水与他的子侄们一起上学，因此湛若水的启蒙老师极有可能就是李应。三年后，湛家的仇人听闻湛家在归善县定居，暗中派人前来寻找，“欲得而甘心”。李应知道之后，立即带着湛家母子两人，举家移居到西江赤树塘。又过了五年，事态终于平息，湛家人才回到了老家增城。

　　湛若水在归善县前后待了共九年，身居高位后仍不忘李家的恩情，“时迎致其子若孙，欢处无异兄弟，语及同知辄泪下”“惠人传诵以为若水不遗故旧也”。在这样的情缘之下，湛若水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致仕后第一时间在罗浮山兴建书院，成为推动罗浮山讲学活动的重要实践者，似乎有着不可言说的微妙。

　　关于湛若水的童年经历，文献中也有另一种说法。比如明代蒋冕撰《明封太孺人陈氏墓志铭》谓，“怡庵公（湛若水父亲）既蚤世，太孺人孀居于母家，餐粝衣故，惟切切以教子为务”。顾鼎臣撰《慈母传》亦谓，“家尝中衰，怡庵又蚤世，孺人携若水及诸女依母家以居，餐粝衣敝，日夜切切以训子为事”。蒋冕和顾鼎臣均未提及湛母带着湛若水避难惠州之事，仅是“依母家以居”。然湛母卒于明正德十年（1515），距离避难惠州时已过去四十余年，后人撰记时对这段记忆恐早已模糊。

　　杨起元作为王阳明的五传弟子，本身也是誉满全国的理学宗师。杨起元成年时，湛若水早已仙逝，但杨起元与增城湛家却有交谊，曾为湛若水的先祖撰写《明义士湛怀德墓表》，因此杨起元所述湛若水少年经历的可信度颇高。但杨起元在修撰《惠州府志》之前，并不知道“冈下”在何处，有一次他为了拜祭叔祖杨天禚，来到归善县东里社（今水口街道一带）的土厚地方，“见其山特秀若青芙蓉”，询问当地人，才知道这就是当年湛若水避难的“冈下”。这让杨起元想起“李同知应全湛文简若水避难时事，有古侠士风，低徊留之而不能去”，又感慨道：“若应者，虽古节侠，何以远过？地灵人杰不虚矣！”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水口一带百姓的“古侠士风”，在明代早期就有了充分的体现。至明嘉靖年间，岭东寇乱席卷整个惠州府，而地处惠州府城近郊的水口百姓，面对战乱频仍带来的动荡不安，却激发了奋起保卫家园的反抗意识和抗争行为，使尚武、从军成为水口的独特民风。（严艺超）

　　本版投稿邮箱：

　　shmily02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