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苏东坡家乡四川眉山，距道教名山峨眉山不远，在古代，那里的民间信仰和传统习俗大多与道教有关，当地居民深受道家思想的熏染和道教规仪的影响。东坡亦不例外，他八岁时，即随眉山天庆观著名道士张易简读书，受业三年，喜诵老庄，对庄子所描述的物我两忘的逍遥境界尤为神往，直至几十年后他寓居惠州时，仍追忆说：“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无奈“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与刘宜翁书》）特别是当他在政治上屡遭打压和迫害以致于垂老投荒，寓居惠州的时候，正所谓“士君子不得志于兼济，当坚贞以全吾形，保其馀年”，慕道之心随即复萌，道家思想成为他暮年在逆境中应对各种挑战的精神利器，而七百年前栖隐罗浮避世修道、养生却老的葛洪，更被他引为前生知己和学习榜样，他在寓惠诗文中称罗浮是稚川的“仙界”（《和陶桃花源并引》），多次表露了“欲从稚川隐罗浮”（《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的愿望。

苏东坡寓居惠州游览罗浮山。 绘图 惠州日报社AI媒体应用智能实验室

　　这就不难理解，东坡在南迁途中，会写出“便向罗浮觅稚川”（《舟行至清远县》）的诗句；会在未至惠州城之前，就先入罗浮山寻访当年葛洪南庵故址冲虚观，谒拜葛洪丹灶，在葛洪居住地遗履轩饮酒赋诗，宣称“东坡之师抱朴老，真契久已交前生”。尤值一提的是，东坡这一次匆忙的罗浮一日游，作有文六篇、诗一首，其中竟有三文一诗言及葛洪。很显然，实地寻找葛洪的历史遗踪，向葛洪致以敬慕之意，是他此次入山游访的重要目的。

　　东坡刚到惠州城，州守詹范待以厚礼，使其暂居三司行衙合江楼。16天后，东坡即奉有司之命移居归善县郊野的老破小嘉祐寺僧舍，正式开始了他在惠州的寓居生活。社会身份的迅速逆转和生活环境的急剧变化，对他所造成的心理冲击无疑是强烈的。他感叹说：“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终无成者，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今日真败矣。”（《事不能两立》）他意识到在政治上真的是“名位破败”（《龙虎铅汞说》）了，因此像葛洪那样在罗浮山下栖隐避世、烧丹养炼的心愿，也就终于可以实现了。他在《跋嵇夜叔养生论后》说：“东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忧患之馀生，而后学道，虽为达者所笑，然犹贤乎已也。”他还写信向道友刘谊发出邀请说：“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嵝令，先生倘有意乎？峤南山水奇绝，多异人神药，先生不畏岚瘴，可复谈笑一游，则小人当奉杖屦以从矣。”（《与刘宜翁书》）在寓惠的九百多天里，东坡诗文不时直接或间接地言及葛洪，表现出一股浓郁难化的葛洪情结。

　　这一情结，在他的《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中得到充分体现。就在这组和陶诗中，东坡尚友古人，引晋代名贤葛洪和陶潜为人生知己，不无自豪地说“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和陶读山海经》其一）同时他又说：“仇池有归路，罗浮岂徒来……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三）在东坡看来，“稚川虽独善，爱物均孔颜”（《和陶读山海经》其二）尽管道家主张独善其身，但东坡认为葛洪并不总是消极避世，仍有着“欲使蟪蛄流，知有龟鹤年”的济世情怀，说明他的仁民爱物之心，与儒家的先贤们并无两样，与东坡兼济天下的思想主体是大体相通的。作为北宋时期文化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东坡志在经世却不独尊儒术，倾心佛老而非真隐沦，正如法国《世界报》在苏轼当选为世界“千年英雄”时所作的评论那样：“生活在中国北宋时期的苏轼，力图将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养生和儒家的入世调和起来，从释道儒三者的会通合流中寻求精神自由。”（转引自《人民日报》2000年12月8日评论员文章）

　　就说养生，无论是儒家的“仁者寿”，还是佛家的“一念放下，万般自在”，道家的“心无烦恼，道自开启”，都是强调养生首在养心，养心是养生的不二法门和最高境界。对此，东坡的体悟甚是圆融通透。他初到惠州，便名书斋为“思无邪”，决意“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当他被安排住进“何异于圄囹”（苏过《松风亭词》）的嘉祐寺僧舍时，便谓“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记游松风亭》）当他得知大赦独不赦元祐党人，“已绝北归之望”时，又说“心甚安之，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与程正辅书》）“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与王巩书》）面对逆境，老先生并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自怜自艾，而是泰然处之，真正做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显示了他内心的强大和从容。

　　面对恶劣的生活环境和饮食条件，东坡积极从道教重生、贵生、养生的理论和实践中吸取营养，善自珍摄，而尤其留心于日常饮食。他饮酒以御瘴气，而且还自己酿酒，如桂酒、真一酒、罗浮春等，自谓“内全其天，外寓于酒。”（《浊醪有妙理赋》）他饮茶以净心滤俗，而且还在白鹤新居种茶，写下名作《汲江煎茶》诗，“道尽烹茶之要”。“清静”是道家所追求的修行环境，与之相呼应，“清淡”也是道家所坚持的饮食原则。葛洪在《抱朴子·内篇》称：“欲得长生，肠中当清；欲得不死，肠中无滓”，把“肥肉厚酒”视为“烂肠之食”，强调饮食要“去肥浓，节咸酸”，因为“咸则伤筋，酸则伤骨，故每学淡食”（孙思邈语）。当其痔疮复发，百药不效之时，罗浮道士授以淡食法，东坡欣然遵从。他在《药诵》中记述说：“道士教吾去滋味，绝薰血，以清净胜之。”具体说来，就是“断酒断肉，断盐酢酱菜，凡有味物，皆断。又断粳米饭，惟食淡面一味”。长期的养生实践，使东坡对淡食原则所蕴含的老庄哲理有独到体验，曾阐发为之歌曰：“事无事之事，百事治兮；味无味之味，五味备兮。”

　　东坡在惠州所结交的朋友有不少是道家者流，如授其桂酒方和胎息法的隐者，（《桂酒颂》《龙虎铅汞说》）教其用淡食法治疗痔疮的道士等，而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冲虚观道士邓守安。东坡曾屡作诗文称赞邓道土是“山中有道者”，说他“虽朴野，养练有功，至行清苦，常欲济人，深可钦爱。”他写信向广州知州王古力荐邓守安主持引蒲涧水入城工程时就说：“此人洁廉，修行苦行，直望仙尔，世间贪爱无丝毫也，可以无疑。”又作诗说“可怜邓道士，摄衣问呻吟”，邓守安以出世之襟怀，做济世之事业，只为苍生不问名的高尚人格和献身精神，令东坡深受感动和鼓舞，一再表示要像邓道士那样“闲居蓄百毒，救彼跛与盲。”所谓“百毒”，就是百药。因此他躬自开辟药圃，栽种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等（见《小圃五咏》），又托请朋友在外地购置白茯苓、黑芝麻等药材，以满足自己和他人的日常所需。宋绍圣三年秋至四年春，广惠两地疾疫流行，“僵仆者不可胜计”（王朝云即死于此时瘴疫），东坡致书广州知州王古，建议他擘划一病院，收治病人。以岁入课利供之。又说“治瘴止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又此州无黑豆，闻五羊颇有之，便乞为致三硕（按硕同石，读“担”，宋代十斗为一石），得为作豉，散饮疾者”，活人无数。同时，他还通过王古的关系，为本州医生林忠彦争取到一个由官方授予的“博士助教”名额，让这位精通医术，“一郡赖之”的医生，能够名正言顺地专心为惠州百姓的公共卫生服务。（详见《致王仲敏书》）

　　凡此种种，都说明东坡在惠州养生却老，“保其馀年”，只是他寓惠生活中的“一事”而已，他平日念兹在兹的，还是“济世利民”的儒家训诲，在身为贬官、“不得签署公事”的严格制约下，他利用个人的声誉、人格、智慧并借助表兄程正辅时任广东提刑的影响力，为惠州社会做了许多实事好事，比“贵儒尊道”的葛洪做得更加出色。对此，宋人费衮《梁溪漫志》有过一段颇为到位的描述：

　　昔陆宣公谪忠州，杜门谢客，惟抄药方。盖出而与人交，动作言语之际，皆足以招谤，故公慎之。后人得罪迁谪者，多以此为法；至东坡则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辅为广东提刑，东坡与之中表，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诸军阙营房，散居市井，窘急作过，坡欲令作营屋三百间，又荐都监王灼，指使蓝生同干。惠州纳秋米六万三千余石，漕符乃令五万以上折纳现钱，坡以岭南钱荒，乞令人户纳钱与米各从其便；博罗大火，坡以为林令在式假，不当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专牒令修复公宇仓库，仍约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桥，坡以为吏孱而胥横，必四六分分了钱；造成一座河楼桥，乞选一健干吏来了此事。又与广帅王敏仲书，荐道士邓守安，令引蒲涧水入城，免一城人饮咸苦水及春夏疫疾之患。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而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

　　勇于为义，奋然行之而不疑，正是东坡伟大人格的具体表现，也是千百年来他备受后人尊崇敬仰的重要原因。正如吴仕端先生在《惠州西湖艺文丛谈》所说：假如东坡在谪居惠州时也以陆宣公为法，只待在嘉祐寺里头抄方远祸，保全自己，那么，东坡也就不成其为东坡了。 （吴定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