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寓惠诗文中的葛洪情结和养生智慧

  四川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苏东坡家乡四川眉山,距道教名山峨眉山不远,在古代,那里的民间信仰和传统习俗大多与道教有关,当地居民深受道家思想的熏染和道教规仪的影响。东坡亦不例外,他八岁时,即随眉山天庆观著名道士张易简读书,受业三年,喜诵老庄,对庄子所描述的物我两忘的逍遥境界尤为神往,直至几十年后他寓居惠州时,仍追忆说:“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无奈“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与刘宜翁书》)特别是当他在政治上屡遭打压和迫害以致于垂老投荒,寓居惠州的时候,正所谓“士君子不得志于兼济,当坚贞以全吾形,保其馀年”,慕道之心随即复萌,道家思想成为他暮年在逆境中应对各种挑战的精神利器,而七百年前栖隐罗浮避世修道、养生却老的葛洪,更被他引为前生知己和学习榜样,他在寓惠诗文中称罗浮是稚川的“仙界”(《和陶桃花源并引》),多次表露了“欲从稚川隐罗浮”(《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的愿望。

苏东坡寓居惠州游览罗浮山。 绘图 惠州日报社AI媒体应用智能实验室

  这就不难理解,东坡在南迁途中,会写出“便向罗浮觅稚川”(《舟行至清远县》)的诗句;会在未至惠州城之前,就先入罗浮山寻访当年葛洪南庵故址冲虚观,谒拜葛洪丹灶,在葛洪居住地遗履轩饮酒赋诗,宣称“东坡之师抱朴老,真契久已交前生”。尤值一提的是,东坡这一次匆忙的罗浮一日游,作有文六篇、诗一首,其中竟有三文一诗言及葛洪。很显然,实地寻找葛洪的历史遗踪,向葛洪致以敬慕之意,是他此次入山游访的重要目的。

  东坡刚到惠州城,州守詹范待以厚礼,使其暂居三司行衙合江楼。16天后,东坡即奉有司之命移居归善县郊野的老破小嘉祐寺僧舍,正式开始了他在惠州的寓居生活。社会身份的迅速逆转和生活环境的急剧变化,对他所造成的心理冲击无疑是强烈的。他感叹说:“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终无成者,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今日真败矣。”(《事不能两立》)他意识到在政治上真的是“名位破败”(《龙虎铅汞说》)了,因此像葛洪那样在罗浮山下栖隐避世、烧丹养炼的心愿,也就终于可以实现了。他在《跋嵇夜叔养生论后》说:“东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忧患之馀生,而后学道,虽为达者所笑,然犹贤乎已也。”他还写信向道友刘谊发出邀请说:“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嵝令,先生倘有意乎?峤南山水奇绝,多异人神药,先生不畏岚瘴,可复谈笑一游,则小人当奉杖屦以从矣。”(《与刘宜翁书》)在寓惠的九百多天里,东坡诗文不时直接或间接地言及葛洪,表现出一股浓郁难化的葛洪情结。

  这一情结,在他的《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中得到充分体现。就在这组和陶诗中,东坡尚友古人,引晋代名贤葛洪和陶潜为人生知己,不无自豪地说“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和陶读山海经》其一)同时他又说:“仇池有归路,罗浮岂徒来……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三)在东坡看来,“稚川虽独善,爱物均孔颜”(《和陶读山海经》其二)尽管道家主张独善其身,但东坡认为葛洪并不总是消极避世,仍有着“欲使蟪蛄流,知有龟鹤年”的济世情怀,说明他的仁民爱物之心,与儒家的先贤们并无两样,与东坡兼济天下的思想主体是大体相通的。作为北宋时期文化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东坡志在经世却不独尊儒术,倾心佛老而非真隐沦,正如法国《世界报》在苏轼当选为世界“千年英雄”时所作的评论那样:“生活在中国北宋时期的苏轼,力图将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养生和儒家的入世调和起来,从释道儒三者的会通合流中寻求精神自由。”(转引自《人民日报》2000年12月8日评论员文章)

  就说养生,无论是儒家的“仁者寿”,还是佛家的“一念放下,万般自在”,道家的“心无烦恼,道自开启”,都是强调养生首在养心,养心是养生的不二法门和最高境界。对此,东坡的体悟甚是圆融通透。他初到惠州,便名书斋为“思无邪”,决意“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当他被安排住进“何异于圄囹”(苏过《松风亭词》)的嘉祐寺僧舍时,便谓“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记游松风亭》)当他得知大赦独不赦元祐党人,“已绝北归之望”时,又说“心甚安之,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与程正辅书》)“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与王巩书》)面对逆境,老先生并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自怜自艾,而是泰然处之,真正做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显示了他内心的强大和从容。

  面对恶劣的生活环境和饮食条件,东坡积极从道教重生、贵生、养生的理论和实践中吸取营养,善自珍摄,而尤其留心于日常饮食。他饮酒以御瘴气,而且还自己酿酒,如桂酒、真一酒、罗浮春等,自谓“内全其天,外寓于酒。”(《浊醪有妙理赋》)他饮茶以净心滤俗,而且还在白鹤新居种茶,写下名作《汲江煎茶》诗,“道尽烹茶之要”。“清静”是道家所追求的修行环境,与之相呼应,“清淡”也是道家所坚持的饮食原则。葛洪在《抱朴子·内篇》称:“欲得长生,肠中当清;欲得不死,肠中无滓”,把“肥肉厚酒”视为“烂肠之食”,强调饮食要“去肥浓,节咸酸”,因为“咸则伤筋,酸则伤骨,故每学淡食”(孙思邈语)。当其痔疮复发,百药不效之时,罗浮道士授以淡食法,东坡欣然遵从。他在《药诵》中记述说:“道士教吾去滋味,绝薰血,以清净胜之。”具体说来,就是“断酒断肉,断盐酢酱菜,凡有味物,皆断。又断粳米饭,惟食淡面一味”。长期的养生实践,使东坡对淡食原则所蕴含的老庄哲理有独到体验,曾阐发为之歌曰:“事无事之事,百事治兮;味无味之味,五味备兮。”

  东坡在惠州所结交的朋友有不少是道家者流,如授其桂酒方和胎息法的隐者,(《桂酒颂》《龙虎铅汞说》)教其用淡食法治疗痔疮的道士等,而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冲虚观道士邓守安。东坡曾屡作诗文称赞邓道土是“山中有道者”,说他“虽朴野,养练有功,至行清苦,常欲济人,深可钦爱。”他写信向广州知州王古力荐邓守安主持引蒲涧水入城工程时就说:“此人洁廉,修行苦行,直望仙尔,世间贪爱无丝毫也,可以无疑。”又作诗说“可怜邓道士,摄衣问呻吟”,邓守安以出世之襟怀,做济世之事业,只为苍生不问名的高尚人格和献身精神,令东坡深受感动和鼓舞,一再表示要像邓道士那样“闲居蓄百毒,救彼跛与盲。”所谓“百毒”,就是百药。因此他躬自开辟药圃,栽种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等(见《小圃五咏》),又托请朋友在外地购置白茯苓、黑芝麻等药材,以满足自己和他人的日常所需。宋绍圣三年秋至四年春,广惠两地疾疫流行,“僵仆者不可胜计”(王朝云即死于此时瘴疫),东坡致书广州知州王古,建议他擘划一病院,收治病人。以岁入课利供之。又说“治瘴止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又此州无黑豆,闻五羊颇有之,便乞为致三硕(按硕同石,读“担”,宋代十斗为一石),得为作豉,散饮疾者”,活人无数。同时,他还通过王古的关系,为本州医生林忠彦争取到一个由官方授予的“博士助教”名额,让这位精通医术,“一郡赖之”的医生,能够名正言顺地专心为惠州百姓的公共卫生服务。(详见《致王仲敏书》)

  凡此种种,都说明东坡在惠州养生却老,“保其馀年”,只是他寓惠生活中的“一事”而已,他平日念兹在兹的,还是“济世利民”的儒家训诲,在身为贬官、“不得签署公事”的严格制约下,他利用个人的声誉、人格、智慧并借助表兄程正辅时任广东提刑的影响力,为惠州社会做了许多实事好事,比“贵儒尊道”的葛洪做得更加出色。对此,宋人费衮《梁溪漫志》有过一段颇为到位的描述:

  昔陆宣公谪忠州,杜门谢客,惟抄药方。盖出而与人交,动作言语之际,皆足以招谤,故公慎之。后人得罪迁谪者,多以此为法;至东坡则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辅为广东提刑,东坡与之中表,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诸军阙营房,散居市井,窘急作过,坡欲令作营屋三百间,又荐都监王灼,指使蓝生同干。惠州纳秋米六万三千余石,漕符乃令五万以上折纳现钱,坡以岭南钱荒,乞令人户纳钱与米各从其便;博罗大火,坡以为林令在式假,不当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专牒令修复公宇仓库,仍约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桥,坡以为吏孱而胥横,必四六分分了钱;造成一座河楼桥,乞选一健干吏来了此事。又与广帅王敏仲书,荐道士邓守安,令引蒲涧水入城,免一城人饮咸苦水及春夏疫疾之患。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而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

  勇于为义,奋然行之而不疑,正是东坡伟大人格的具体表现,也是千百年来他备受后人尊崇敬仰的重要原因。正如吴仕端先生在《惠州西湖艺文丛谈》所说:假如东坡在谪居惠州时也以陆宣公为法,只待在嘉祐寺里头抄方远祸,保全自己,那么,东坡也就不成其为东坡了。 (吴定球)

编辑:任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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