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有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增江之畔的龙门县地派镇渡头村见龙围，右据巍峨碉楼，后枕连绵山脉，前开良田平畴，远有江水襟带，宛如世外桃源。
渡头，渡口也，这里上演了一个家族的沉浮故事，也见证了一代人杰——岭南教育家、实业家刘士骥的激荡人生。
壹
刘士骥（1857—1909），字毓瑰，号鸣博、铭伯、征君等，世居龙门县城学前街。
刘士骥。
清代中期，刘士骥祖父刘渭中从摆地摊起家，后开办杂货铺，经营有道，家业振兴。清道光四年（1824），刘渭中在地派渡头兴建见龙围，历时两年多建成。
刘渭中致富不忘子孙教育，对子孙要求极为严格。刘士骥父亲刘壮清，教子读书亦甚严。刘士骥20岁那年，在父亲的带领下，到广州求教于名师吕拔湖、何淡如，入读粤秀书院、越华书院，连擢第一，时人称其为“下山虎”。
清光绪十一年（1885），刘士骥被选为拔贡，清光绪十九年（1893），考取恩科举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刘士骥在北京参加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两人自此相交。期间，刘士骥还与民主革命斗士陈景华结为“诤友”。
晚清以来，面对国事蜩螗，仁人志士纷纷提出实业救国、革命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清光绪二十六年腊月，清政府下诏变法，其中，兴学植材被认为是“要务中之要务，根本中之根本”。清政府连发谕旨，废八股、改科举、废书院、兴学堂、派游学，全国各地遂兴起一股兴学热潮。
当年，刘士骥朝考一等，以知县分发广西补用，代理平乐县知县。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广西恩科乡试，刘士骥被委总文案。在广西任上，刘士骥留心新学，开始教育救国的探索。
设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桂林体用学堂为广西新学之始，为广西巡抚黄槐森所设，1902年广西巡抚丁振铎将桂林体用学堂改设为广西大学堂（广西大学前身），刘士骥均与之结缘。“其时桂巡香山黄中丞不以仆为不肖，命分校广西体用学堂，亦越罗山丁中丞复不以仆为不肖，命提调广西大学堂。”（刘士骥《告澄海县士绅文》）在后来《送丁中丞师移节山西序》中，刘士骥感慨，“忆昔骥为分校，与诸生讲诵，余暇倚象山放舟漓江，感喟滔滔，俯仰太息。”
刘士骥在任上破格录取马君武（后为广西大学校长）入学，传为佳话。彼时，刘士骥常与广西的官绅学商诸界名流谈论拯救国运之策，认为强邻虎视之秋、宜合全国一心以御外侵，人才不可少，当务之急应以办学为主、创设新式学堂，习新科技。
贰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刘士骥调署永淳县知县，开始显露杰出的教育才能。
清光绪十一年（1885），刘士骥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选为拔贡，这是他的拔元匾额。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侯县军翻拍
当时永淳县盗贼遍野，民众生活艰辛，官府无暇顾及地方教育，连昔日仅有的两所义学也被废弃变成菜园。上任伊始，刘士骥召集士绅会议，慷慨陈词，认为要富国强兵，必须从教育青少年开始，于是决议先修复两所义学，改为蒙养学堂（初级小学），然后筹款兴办“紫澜学堂”，振兴永淳教育事业。
刘士骥在《广西永淳蒙养学堂记》说：“通考泰西富强之故，其原因全在于兴学……而于蒙养学堂，尤为孜孜。蒙学遍地皆设，男女七岁不入学，罪其父母，故其人材根柢蟠深，皆从学堂出。”又指出：“倘蒙养学堂不建，则大中小学堂虽立，譬犹无地而起楼台，断港而航江海，事必不济。”他热情地呼喊：“葱葱哉！郁郁哉！少年之气象！蓬蓬哉！勃勃哉！少年之前程！吾中国少年，如恒河沙数，西省少年，亦如恒河沙数。热心教育之士，或聚于中国，或集于海外。”
刘士骥在永淳仅80多天，但力主兴蒙学、开民智，他不仅看到启蒙教育与国运的密切关系，寄希望于少年一代，而且关注到海外华侨的教育。地理学家张相文在刘士骥文集《淳州鸿雪》序言中称，“数十日之短期，振数千年之锢习，文翁化蜀、昌黎刺潮，殆犹未足以方之”。
当年年底，清朝开经济特科试，学部尚书唐景崇、广西巡抚丁振铎荐举刘士骥。次年，刘士骥交卸广西永淳县，奉召廷试，陈明国耻、雪冤狱、解党禁三事。虽然科策未被采纳，但刘士骥之眼光胆识，让众人敬佩。
广东诗人丘逢甲有诗《题刘铭伯制科策后》云，“早闻声价重龙门，一疏轰传叩九阍。吾辈当为天下计，此才岂藉特科尊！愁边在陆龙蛇起，梦里当关虎豹蹲。诵罢高文鸡喔喔，何时对舞共刘琨！”丘逢甲佩服挚友刘士骥的大才，勉励他不要因一时失意而灰心，应再创一番事业。
在北京期间，刘士骥联同京外官绅，具呈都察院，代奏请免广东苛捐杂税，得到光绪皇帝的许可，交由两广总督分别豁免，两广人民欢欣鼓舞。
这段时间，刘士骥对新学也进一步了解，“奉召入都，于京师大学堂、五城学堂暨沪上澄衷学堂、震旦学堂及吾粤垣官立之大学堂、中学堂与民立之时敏学堂、教忠学堂各处，靡不于吾身亲见考察讲求，良以学堂在今日实吾中国命脉之所关，多一所学堂即多增一寿命，师师黄人性命依之。”（刘士骥《告澄海县士绅文》）
叁
应试经济特科，未获录用后，刘士骥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返回广西，补授怀集知县，不久，刘士骥以生病为由返回龙门老家。
当时，重视教育的岑春煊在上任两广总督七个月后，向清政府上奏创立两广学务处，纠正学风、推广新学。次月，两广学务处启动，开始办公。这是当时广东、广西两省新式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岑春煊以刘士骥留心学务，调充两广学务处查学委员。
刘士骥著作《刘征君佚稿辑存》封面。
没过多久，刘士骥奉宪檄饬回原籍办学堂，与乡绅李寿田、林钺、谭锡光等筹划改清代书院兴贤书院为龙门官立高等小学堂，发展新式教育。
兴办新学堂，首先得解决经费问题。早在清嘉庆九年（1804），龙门县重修文庙，知县师保元提出一个筹集经费的方案。清代征收田赋，向来以火耗、羡余等名目上浮，龙门县一向规定，每两粮额上浮至按白银一两七钱五分征收。师保元则提议，暂行征收至按白银一两八钱五分，多收一钱银，约可得千余元，作为修文庙的部分经费，并声明三年之后仍照旧章，征收一两七钱五分。不料文庙修好后，多收的一钱银却没有免去，落入历任知县的腰包。刘士骥为龙门县呈请免除加捐、并收回附加庙捐。
清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两广学务处查明此款拨充学堂经费，但时任龙门知县迟迟没有交出，有劣绅还广发匿名传单，造谣攻击。这让刘士骥“深慨世变，爱学堂如命，况学堂成立与否，尤吾邑命脉所关，今坐视其不成，予方懊恼，方愧未能积诚相感。”刘士骥遂发布《敬告龙门本籍士绅文》，痛斥劣绅，伸张正义，同时移文县官，要求拨还该款，有禀请两广学务处主持，必求返还，俾兴学有资而后已。他大声疾呼，“学堂速成，吾邑前途之进步不可量。学堂不立，吾邑将来之堕落不堪言。”
在刘士骥的呼吁和督办下，龙门首间新式学堂——龙门官立高等小学堂由此创立。刘士骥支持李寿田任校长，李寿田后有诗感慨：“星冈钟毓萃人才，教育端资学校开；学子莘莘贤济济，几多桃李受栽培。”
肆
刘士骥素爱学堂如命，他在《告澄海县士绅文》说，“受命以来，夙夜只惧恐以不学无术伤大宪之明，而遗父老子弟羞，惟既得藉手，即不敢不抒其爱学堂如命之素志，以祈实行于桑梓之邦。故每至一处，不辞其憨，辄宣言于曰仆爱学堂如命，爱兴学之人如手足，嫉阻学之人如寇仇。”
当时新式学堂草创，新旧争论风潮激烈，潮州、嘉应（今梅州）、德庆、香山（今中山）、增城、始兴等地尤甚。刘士骥悉心考察，审其是非曲直，平其意气，莫不释然就理，其顽固不化者，则据实请惩，不稍回曲。
地派见龙围炮楼。黄克锋 摄
例如，丘逢甲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汕头筹办新式学校岭东同文学堂，并任监督（校长）。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因该学堂鼓吹新思想，地方守旧势力借端生事，假造人命案，企图搞垮学堂并牵累丘逢甲。丘逢甲遂辞去岭东同文学堂监督之任，前往广州，与刘士骥相识，成为亲密朋友。清光绪三十年（1904）春，围绕岭东同文学堂之风潮愈演愈烈，丘逢甲恳请岑春煊派员调查。刘士骥遂奉命于当年二月下旬到汕头查办。经半个月的斗争，他“将恶绅斥革、提省究办，将滋事店号查封。卒乃帖然不敢固执，惟委员公允之议是从。”风潮平息。见该学堂公款被澄海县士绅把持，刘士骥又亲至澄海，与各书院司事“约限三日速了此事”。
在刘士骥的大力推广下，新式教育得以在广东、广西推行，为两广新式教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此期间，刘士骥在广州先后创办清平、善庆、芳村、丛桂、观成、珠光、东关等7所小学堂，规定凡旅省人士之子弟皆准入学就读。广州珠江河面有不少世居船艇的水上居民，当时被蔑称为“疍家”。他们备受歧视，甚至不许上岸，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但刘士骥却认为“有教无类”，毅然招收水上居民子弟上岸入学读书。
刘士骥在广州期间，一手开办两广优级师范学堂。为筹集学堂经费，刘士骥到芳村黄大仙祠善堂住持处“化缘”，得该善堂绅董大力支持，捐资一万金作为新建学堂费用，并承诺每年支付学费五千金。两广优级师范学堂选址广东贡院。其时，广州长寿寺因案充公，刘士骥奉委拆其建筑材料移于广东贡院，建起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复又将长寿寺开作大市场，每年得金六七万，以供师范学堂常年经费。粤桂两广人士，都对刘士骥的办学盛举赞叹不已。
1912年，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名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孙中山发布帅令，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政大学等广州地区新式学校整合，创立国立广东大学，后为纪念孙中山先生，于1926年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即今天的中山大学。历史证明，刘士骥参与开办的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成为广东近代教育变革的缩影。
正如张相文称赞刘士骥那样：“崎岖岭海，靡夕靡朝，不敢告劳，而轺车所至，笔舌兼施，辄能排解纷难、灌输文明。比年以来，遂使珠江流域黉序如林，气象为之一新，学风之良，直驾各行省而上之。”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因地方员绅办学异常出力，岑春煊奏请朝廷给予刘士骥四品衔中书。
伍
次年，岑春煊还会同闽浙总督奏派刘士骥往南洋视学。
刘士骥出洋三年，遍历南洋荷属、英属数十埠，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联络华侨对已有学堂者，为之正宗旨，定教科，未有学堂者，为之筹经费，拟章程。他在《禀设南洋华侨劝学所文》写到，“南洋华侨奋然兴学，其气勃勃蓬蓬，至为可敬，然甚幼稚，勤为浇灌，善为扶植，可蔚然成栋梁之材，苟举向付之贱场师，则舍梧槟而养樲棘，弃稻粱而种荑稗，不惟园舍鞠为茂草，将有滋蔓难图之忧。”
刘士骥抵达万隆时，感染了当地流行病，几乎不治，同仁劝他马上回国就医，刘士骥不从，带病坚持电请各埠学堂绅董举派代表，在万隆开大会，研究维持学务之法。
地派见龙围秋色。黄克锋 摄
据《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书记载，岑春煊主动奏派刘士骥前往南洋视学，周游英、荷两处的殖民地，并在万隆举行学务会议，召集各地代表，共商侨教发展及侨校管理等问题。岑春煊在接到刘士骥的禀报后，鉴于“所拟名目，与学部新章不符”，将建议中的总学会、学务公所一律改称为劝学所，新加坡方面即委任总领事孙士鼎为总董，槟城则委任胡子春观察为总董，并派苏乔、荫启元为新加坡、槟城两地总视学员，驻守槟城。
刘士骥认为需要人才管理华侨学务，于是奏请清政府派广西举人汪凤翔为爪哇岛总视学员。汪凤翔任职三年，勤于学务，一如刘士骥所料。从此，海外华侨办学者日多。
在南洋视学期间，刘士骥受到以康有为为总会长的“保皇会”的热烈欢迎。原来，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自任总会长。刘士骥不顾危险，作《戊戌公案》一书为康有为辩冤。上京应经济特科时，他又上书请求开放“戊戌党禁”，赦免戊戌案内各员之罪，撤销缉捕康、梁等人之令，解除党禁，让康、梁党徒回国从事政治活动。为朋友而牺牲、冒险谏言，可见刘士骥义薄云天。于是，当刘士骥在南洋视学时，“保皇会”将刘士骥以“为极同志之人”对待，礼遇有加。
陆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鸣岐出任广西巡抚。应张鸣岐之招，刘士骥回国，入其幕中，任广西补用道，负责地方自治局的工作。
广西多年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刘士骥认为：“非兴实业，不足以弭兵戎；非发矿藏，不足以厚国力；非招华侨，不足以创大公司。”刘士骥联络了欧榘甲、梁应骝、叶恩、刘义任等“保皇会”骨干到广西考察，谒见张鸣岐。刘士骥写有万言《振华公司兴办广西实业报告书》，详细介绍贵县天平山银矿等实业计划。当年底，张鸣岐为振兴广西经济，以“开设银行、垦荒、开矿、轮船、铁路”“联合各埠华侨振兴广西实业，取名广西振华实业有限公司”，并奏准朝廷，经农工商部立案。
刘士骥从办新式教育而声名鹊起，有过南洋视学经历，雄于论辩，廉政能干，无疑是出洋招商的合适人员。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清政府委刘士骥率欧榘甲、梁应骝、叶恩、刘义任远赴美洲，向华侨招股，游说华侨集资兴办广西实业。刘士骥所到之处，“侨民欢迎，股份云集”，不过数月，集股三百余万，成立广西振华实业有限公司。
刘士骥一心想以实业救国，没有想到的是，却陷入“罗生门”。
“保皇会”之前所办企业一直没有成效，寒了华侨们的心。看到华侨们并不想购买股份，刘士骥等人苦口婆心地解释，说明广西振华实业有限公司是奏请朝廷开办，一切依《商律》行事，与“保皇会”所办的企业绝不相同，这样华侨们才“恍然大悟，慨然相信，踊跃附股”。广西振华实业有限公司日益肥大的钱袋，引来“保皇会”的觊觎。在此后的日子，刘士骥不断收到“保皇会”要求操纵振华股款的无理要求，而刘士骥一而再再而三严词拒绝。
在美洲筹款的刘士骥，“讵行至必珠，卜奸人暗告士骥棍骗，当地詧察遮留之，驻美使臣出而交涉，始得释”。张鸣岐闻报，即电促回国。
清宣统元年（1909）三月，刘士骥抵广州。四月初九傍晚，四名刺客（另四名把门）突然冲进刘士骥在广州永安里的寓所，将其抓住并连捅七刀。刘士骥当即毙命，梦断岭南，生命定格在52岁。
柒
刘士骥被害一案，震惊全国。《南洋总汇新报》以加大号字体刊出电报：“刘士骥观察前由美洲筹得款项二百万余元而归，以振兴广西工艺者，现寓羊城，被匪入屋谋杀。其缘因未悉，目下凶手尚未就获云。”当时舆论认为，刘士骥之死无外乎两种可能：一是歹徒谋财害命；二是党派倾轧；或为保皇派所杀，或为革命派所杀。
刘士骥遇害消息传出后，两广及南洋、美洲华侨纷纷联名上奏朝廷严惩凶手。面对此事，清廷初时表示刘士骥是“为公捐躯”，要“严缉凶手”，但终因朝廷腐败无能，最后此案不了了之，成为历史公案。
刘士骥逝世后，盛大的追悼会举行。刘士骥生前好友作挽联无数，其中丘逢甲挽联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公得名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孰能止之？”语极悲愤。
《桂省官绅学商追悼刘征君祭文》，则主要赞赏刘士骥为教育所作贡献：“效忠梓里，驻迹穗垣。引疍户而读书，禁郑人之毁校。”
岭南学堂（后更名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为刘士骥文集《刘征君演说汇编》作序说：“仆友刘鸣博先生，实行之士也，由儒入吏，政绩卓著。其尤勤勤恳恳，热心焦思，务达其平生之志者，则惟教育普及一事。自充两广学务处员以来，粤中各学堂赖其保存成立者，不可胜数。先生扫除习气，实心实力与学务相终结，对于上官、同列、绅、商、士、庶，凡可进言者无不竭诚规劝，以兴学救国为唯一之方针。先生诚学界之伟人哉！”
纵观刘士骥一生，其主要功绩在兴办教育和提倡实业，尤擅长赋诗和古文辞，著有《淳州鸿雪》《经济特科廷对策》《呈都察院请免粤省苛捐》《查学案要》《刘征君演说汇编》《刘征君佚稿辑存》《嘉应学商汇案》《镇平学案》《南洋视学案要》《美洲劝业编》各一卷，共十种，洋洋大观。钟荣光视刘士骥为“学界之伟人”，颇为中肯。
刘士骥最后归葬故里，长眠于见龙围对面的山坡上，守护着他祖父修建的老宅和炮楼。
（侯县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