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一：上奏本绘地图 助平寇安民生

　　编者按

　　惠州“湖上五先生”指的是叶萼、叶春及、叶梦熊、李学一、杨起元，他们是代表着明代惠州文人最高水平的群体，乃本土文化闪亮的名片。其中，李学一以进士从政，任御史敢于抗颜直言，任湖广参议不趋附权贵，任贵州督学则选贤得士，皆为时人所看重，被晋升为苑马寺卿，终因劳瘁而卒于任上。

　　方志评其“以名家子为名进士，与清华之选；居谏垣为名给谏，敭历中外。正直信于交游，劳勩施于里闬，生无物忤，死无物议，其所得者多矣”。 （林海生）

　　惠州地处粤东，历史上是“山海之寇，啸聚不时”的地方，入宋后开始饱受寇患之苦。论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危害之烈、成份之复杂，惠州寇患最严重时期当属明代。

　　后来寇患得以平复，李学一的功劳不可磨灭。据记载，李学一中进士后返惠，见山海之寇并烈，民不聊生，当地官府又隐瞒实情不报，遂与郡人叶萼不畏艰苦，穷查贼势积三年，并绘以图，于隆庆六年与御史陈堂上疏，请朝廷发兵讨岭东寇，保惠州一郡平安，赢得惠民颂扬。

　　家教有方，三次落第终中进士

　　李学一，字万卿，惠州城区人，为举人李鹏举长子，自幼聪慧过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24岁的李学一在乡试成绩高中解元。隆庆二年（1568年），他中进士，初选翰林院庶吉士，历官刑科给事中、湖广参议、贵州督学、苑马寺卿等职。

　　李学一11岁时随李鹏举到永福寺拜见薛侃，“侃试而异之，以为家学不陨”，李鹏举因此对儿子寄予厚望。嘉靖三十年（1551年），李学一补博士弟子，在外任官的李鹏举即写信训诫儿子：“家中凡百务要节俭，饮食衣服须从朴实一边，自可长久为人。只要存心谨厚，不可损人利己，勿谓天道无知……读书一节，务要谦虚，勤敏细心，讲求忘室忘家，忘寝忘食，乃可上进。予平生手不释卷，每夜读，辄三四鼓动以为常，至今不能取高第，徒碌碌一官在人后。虽不以此为介意，而见上官礼貌不恭，亦未尝不以为悔也。”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李学一乡试成绩优异，高中解元，年仅24岁。次年李学一进京参加会试，李鹏举写信向儿子陈说在考中与落第的两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处置的意见。他表示：“中（进士）后，务须谦虚，求益于诸老先生长者，自当长进。勿学轻薄后生，凌傲先辈，自取损也。”如果不中，也别要求去做学官，而是收拾心情回家认真读书。纵将来不中，亦是有学之士，推之治理仕路，无不过人。

　　李学一经过三次落第之后仍不懈努力，终于在隆庆二年（1568年）考中进士，被选入翰林院充庶吉士。按理说已是功成名就，但李鹏举接连写信提醒在京的李学一“最不可自满自是”。

　　后来，李学一以进士从政，任御史敢于抗颜直言，任湖广参议不趋附权贵，任贵州督学则选贤得士，皆为时人所看重……这与李鹏举早年严而有法的家庭教育，无疑有直接关系。

　　复设镇守广东总兵

　　惠州明代寇患源于元末，延续到清初。其中，明嘉靖三十九年至万历二年这15年间最为严重。当时，惠潮两府盗贼群起啸聚，不但烧城廓、杀官兵、劫库狱、攻巡检，且四处绑架勒索，百姓叫苦连天。

　　据光绪《惠州府志》记载：“诸贼破围时有战死者、有被创者、有尽屠者、有搜出捉获者、有焚薮而死者、有溺于水者、有陨绝于崖者；有剖孕妇以视胎粥、婴儿以饲马者；有烹其子使其母燃火杀其父使子旁观者；有断手足而为人彘者、有剖囊户而贯胸者。弃襁褓于溪间满水而浮，缚孩提于竹梢望空而掷，责报赎则上囊头，急限期则加斩指，夜杖臂背，昼钉两手，杀人满野，流血染川。”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连当时朝中张居正都惊呼：“朝中已无广东矣！”

　　直到嘉靖四十一年，朝廷感到问题严重，诏南赣副总兵俞大猷协同汀、漳、惠、潮诸郡合力围剿，特设申威道巡视惠州，任方逢時为申威道副使，盗贼蔓延之势才得到抑制。

　　为进一步加大惠州平寇力度，朝廷于嘉靖四十五年下诏复设镇守广东总兵，以原任惠潮参将署都指挥佥事汤克宽为之；闰十月又诏：“广东新设巡抚，驻惠州府城；有警移长乐县，调配惠、潮两府兵食。”一夜间，惠州成为平寇中心，盖冠云集。当时钦差大臣张臬、赣南副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汤克宽、赣南巡抚吴百朋、广东总督吴桂芳等先后来到惠州，商讨平寇事宜。尽管如此，惠潮两府的盗寇还是未能扑灭。加上惠州南临大海，日本倭寇南下抢掠，与内地的山海之寇相为犄角，更是出现了“东平西叛，南靖北攘”的恶劣局面。

　　平寇遇难题，为害更烈

　　惠州及粤东地区出现这种山海之寇横行、平寇烽烟四起、官兵疲于奔命、百姓惨遭荼毒的恶劣局面，考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从历史上考究，惠州及岭南地区与中原对比，生产落后。黄佐在《广东通志》卷二十中，认为惠州及岭南地区的汉化过程是：秦“徏中县之民，使与百粤杂处”……入宋“民物岁滋，声教日洽” ；入明“衣冠礼乐，无异中州” 。边远的农村和山区入明后，一些民众为了温饱、致富，铤而走险，落草为寇。

　　其次是地理原因。明呂天恩在《岭西平寇记》中认为：“粤东古称南蛮，其地崇岗巨泽，道里旷远；自宋以来，未及经略控驭，以故盗贼凭陵。”嘉靖《惠州府志》载岭东道佥事尤瑛语曰：“（粤东）山谷中多良田，流民杂居，易于啸聚。”由此可见，地理条件为惠州及粤东地区出现“山海之寇，啸聚不时”局面的重要原因。尽管入明后朝廷曾不断派军队进行平寇，但一些边远山区由于地形复杂，盗贼“凭陵”作案，官兵很难追剿。

　　再者是政治原因。明代中后期宦官专政，官贼勾结，吏治黑暗。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到明嘉、隆年间官贼勾结时曰：“贼以大猾为资，大猾又以贪官为援；其人耳目甚广，牙爪多，急则行贿赂，缓则舞文，持吏长短，与胥役相为囊橐……当事欲发官兵而剿，官兵或即其党；欲募士兵而征，士兵或即其人。而且县之令史，乡之巡简，亦往往受其珠贝多所包容。以致良善之民，禁而不敢一语。”这道明了当时大、小盗贼相互串联勾结官府，安排耳目混入官府和官兵队伍中，寇患实情被长期隐瞒，百姓嗷嗷无所控告，这也是惠州盗贼猖獗的重要原因。

　　最后是招抚失策。早在嘉靖三十九年，盗入博罗杀知县舒顓后，阖郡苦之。惠州士民日夜乞师，而“有司缩肭，主抚而已”。官府对盗贼名曰招抚，实则姑息养奸。特别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潮州大盗吴平与倭寇相犄角，归善盗伍端、温七及蓝松三、叶丹楼皆依附吴平，在惠州和潮州之间大肆动劫掠。惠州参将谢敕与伍端、温七大战，屡失利。俞大猷见状，平定海丰倭寇后立即移兵惠、潮两州，温七被擒，伍端自缚、乞杀倭寇赎罪。接着又降伏蓝松三、叶丹楼，招降贼首吴平，让他驻扎梅岭杀贼立功。其后吴平私自制造战船数百艘，收集残部一万余人，再次劫掠惠、潮二州，殃及福建诏安、漳浦等地，为害更烈。

　　促朝廷出兵，泽被后代

　　李学一中进士后返惠，亲历寇患之严重，遂上奏朝廷，力言惠州山寇啸聚，百姓深受其害之惨状，促朝廷再次出兵讨岭东寇。其奏疏曰：“惠潮诸郡，虽皆被寇，其害惠为甚，惠之诸县，归善、海丰、永安、长乐为甚……今四县出郭十里，即无人烟，膏腴皆为盗壤，良民不能自存，当事诸臣咸缓视之，直欺百姓孱弱，不能付阙。哀吁上夫勘少无如知已，何故浸不加之意耳。”又曰：“今日征剿，论盗贼当先山寇，论地方当先惠州。”

　　同时，李学一揭发了地方官员“为转官计，匿不以闻”实况，令朝廷大为惊骇，也令瞒报实情的地方官员惊惧不安。湖广道御史陈堂亦上疏附议李学一所奏，提出处置广寇机宜四事大致为：一议抚剿，二议赏罚，三议兵将，四议功罪。李学一和陈堂的上疏，最终惊动了明穆宗。穆宗诏斥这些官吏曰：“封疆以讲武为不急，以玩寇为苟安，盗贼隠容，不早扑灭，往往酿成大患。”为此，朝廷诏殷正茂督粤，出兵讨岭东寇。

　　万历元年初，殷正茂来到惠州。由于他持有李学一、叶萼所献的贼势地形图，于是先檄各地巡守官画地分守，徏迁濒海谪戍之民于云南及四川、两湖，以绝倭寇向导；再令广东总兵张元勋等往海丰追杀倭寇千余人，然后移师平山。其时山贼曾仕龙等踞惠州乌禽嶂，阻山而守，负隅顽抗。张元勋领兵出其不意，直捣贼巢，先后俘获大贼首六十一人，次贼首六百余人，破大小寨七百余所，擒斩一万二千有奇。这次平寇之役虏获贼首之多，擒斩山贼之众，在惠州及全省的平寇史上是罕见的。

　　殷正茂总结俞大猷招安失败教训，命巡守官划地分守，并订下严厉法规。这样又经过两年多地毯式清剿，至万历二年，危害粤东地区长达十多年的贼寇被全部消灭，取得此后五十多年的社会稳定，迎来惠州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

　　文史杂谈

　　湖上五先生漫谈

　　□曹杰

　　“中年丧我海刚峰，天胡此醉；一老不遗杨复所，人又何尤”。晚清铁笔御史、惠州人邓承修去世时，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曾寄联哀挽。邓承修，字铁香。古人讲究“名以正体，字以表德”。邓承修用一生的所作所为，践行了“铁香”二字的寄寓。

　　康有为与邓承修颇为投契，作为晚辈，在他写给邓承修的信中曾说道：“祖诒伏海滨，仰先生风烈久矣！每问讯士友以古人之清直孤介、正色立朝者，今得先生，甚仰慕。”推崇之情，溢于言表。曾与洋人交锋过的邓承修，甚知变法的重要性，十分欣赏康有为。致仕回惠之后，邓承修主讲惠州丰湖书院，也曾力邀康有为来此讲学，只可惜天不假年，同年七月他与世长辞，刚刚年过五十，以百岁计，便是“中年”。对此，康有为深感遗憾，于是，便有了开头那副对联。

　　康有为不愧是文章巨手，一副挽联，穿过百年光阴，至今读来，依然让人感动。上联的海刚峰指的是海瑞，字刚峰；下联的杨复所，则指的是明代惠州“湖上五先生”之一的杨起元，号复所。上联以海瑞突出邓承修刚正的品格，下联以杨起元入典，则突出他的学问，不仅对仗工整，而且雄健超迈。海瑞自不必说，是廉能之臣的典范。《明史》评价他：“秉刚劲之性，戆直自遂，盖可希风汉汲黯、宋包拯。”杨起元是惠州本土士人，被誉为“岭南杨父子”及“盛世文宗”。

　　其实不仅是杨起元，同为“湖上五先生”之一的叶春及，时人也常将其与海瑞相较。认为二人都是“名德不淄，直气同方”，但是相比之下，叶春及更有“穹窿朗融”的变通与智慧。为此，后人还将二人的文集编成一本。从海瑞到“湖上五先生”再到邓承修。在康有为眼里，这是一条传承有序、绵延不绝的文脉。

　　“湖上五先生”这里的“湖上”指的就是风景秀丽的惠州西湖。五位先生居同里，仕同时，品同重，祀同祠，风云激荡，异彩纷呈。他们生前大多居住在西湖之畔，属于“平章甲第”，死后“惠人哀之”，常出于公义，时常祭祀他们。尤其是明清鼎革，惠州移民更加怀念这些骨鲠之臣，便将其同祭于西湖之畔的“五先生祠”。自此，他们共同成为惠州人的模范和标杆。

　　“湖上五先生”是明代中晚期惠州讲学日盛的文化思潮浸润的结果，开创了惠州文化史的全盛时期。过去在评价惠州士人时，常会提起“铁骨铮铮硬邦邦，一根指头敲得响”。这种宁折不弯的刚正品行的精神，在“湖上五先生”中都有所体现。这种体现既表现为叶春及那种“硬颈知县”，不媚于上，不欺于下风气；也体现在杨起元身上那种对学术一以贯之的坚持。这种坚持，很多时候是不被当时人理解的，甚至被视为“不务正业”。但是正因如此，更显得弥足珍贵。“湖上五先生”之后的惠州优秀士人，大多能力抗时俗，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和豪迈。

　　“湖上五先生”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重家学传统，求实务本。五先生中，叶春及的父亲叶天祐，叶梦熊的父亲叶春芳，李学一的父亲李鹏举，杨起元的父亲杨传芳，叶萼的父亲叶时。他们或是惠州当时德高望重的社学儒师，或是身负功名的饱学之士，或是著作宏丰的硕学耆老，在惠州皆名重一时，堪称“五对父子；十位先生”。他们的家族大多也是诗酒簪缨、文章锦绣之家。因此除了遍访名师之外，他们大多继承家学。步入仕途之后，他们不仅是名儒，更是干臣，秉承着求实务本的良好品质。如叶萼，面对“二十余年 民死于锋镝者殆尽”的惨状，他毅然不避凶险，撰写《请剿山寇疏》，控诉匪首赖元爵、蓝一清的暴行，最终迫使朝廷出兵，戡乱禁暴，造福一方。

　　五位先生生活在“心学”鼎盛之际，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浙宗”和以陈白沙为代表的“广宗”，两派上至宗主，下至衣钵门徒，或是结缘惠州，或是讲学于此。在西湖之畔和罗浮山间，这些学术明星与惠州本土士人交往颇深，这些士人，自然包括“湖上五先生”的父辈，而且他们很多人还是核心人物。因此“湖上五先生”自小得窥“圣人门径”，也养成了以圣贤自励，理想高远的共同特质。

　　此外，在“湖上五先生”身上，都有着善创新守正，惠泽民生的宏愿。他们大多积极参加地方史志的撰写，目的撰写《惠安政书》被誉为“史上少见的县长政治笔记”，其编写的初衷，就是为了纠“黄册之失，使民息讼。”开国之初划定的很多田土山林的界限，由于时代的更替和人口的变化，很多已经不准确，常有群众因此发生械斗和争讼。

　　为此，叶春及亲自走访勘定，独辟蹊径地使用了“计里画方”这一技法，他也成为最早应用的“比例尺”的人。经他手的绘图，都十分精准清晰，他勘定的贡赋数额，也都“锱铢必较”。为方便借鉴和阅读，他的文章大多言简意赅，直指要害。正因如此，《四库全书》纪晓岚评价他的文风：“所作政书，井然有序。文章差近平直，而亦明畅。”其实不仅是叶春及，五先生的文风，大多如此。

　　文脉链接

　　五贤祠毁于战火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

　　西湖是惠州城的风景之最，也是惠州人文涵养之地。从平湖（惠州西湖一部分）曾经存在过的五贤祠、昭忠祠、节孝祠、韩侯祠、景贤祠、祝枝山故居、天泉书院、罗浮道院等场所，可以一窥平湖文教之盛。

　　《惠州文化教育源流》一书记载，惠州于明代迎来办学高潮，历时百年。这一办学高潮，是以名儒自创书院宣讲湛、王心学为主要标志，书院数量之多，师儒水平之高，追随学子之众，科举功名之盛，前所未有。这是惠州古代文化教育最为繁荣、思想学术最为活跃、社会文明成果最为丰硕的黄金时段，其深刻影响贯穿晚明直达清初。

　　在此期间，涌现了在官绩、文化等方面有突出业绩的“湖上五先生”。据记载，李学一在平湖披云岛开辟私家园林西新园。园内有留书楼、浩然亭、放生池等。清雍正二年（1724年），知府吴骞集郡人议，披云岛西新园（即今惠州宾馆）建“五贤祠”，合祀叶萼、叶春及、叶梦熊、李学一、杨起元，更增添了西新园的历史人文气息。

　　然而，后因战争原因，西新园被毁，五贤祠也最后坍塌。该祠是惠州宝贵的文化遗产，遗憾的是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 陈骁鹏 马勇

　　作者：何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