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城市化的脚步一日千里，不少古地名渐渐淡出市民的日常生活。如今，不少年轻人已分不清楚“府城”与“县城”这两个存在惠州千年历史肌肤里的温热名词。其实，“府城”就是历史上惠州府治所在地，即今天从中山公园到金带街的老城区域；“县城”则是历史上归善县治所在地，即今天惠阳高级中学初中部周围的老城区域。如今，一些住在桥西的“老惠州”到桥东去，还会说“去县城”。口耳相传中，道出惠州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
惠州府城自古有“华南天堑”美誉
惠州府城，位于东江、西枝江、西湖所围的陆地上，明代叶萼在《全湖大势记》云“郡城三面滨江，一面临湖以为险”，自古有“华南天堑”之美誉。归善县城则位于府城以东，明代张萱在《归善县修城记》亦云归善县治所在地“带山砺河，襟江环海，盖称天堑”。
归善县作为惠州府的附郭县，却没有处于府城之中，而是中间隔着水东街与东新桥，相距约一千米。这是中国城池营建史上少有的附郭县城脱离府城，且两城相距甚远的城市格局，今人美名曰“一街挑两城”。
作为古代城市的见证，城墙最具发言权。地处粤东门户的惠州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城墙自然少不了。归善县城的修筑，也是这滚滚历史洪流中的沧海一粟。尽管仅仅是当局的“例行公事”，但归善县城的修筑，对惠州城市面貌的雕刻，无疑是深远的，此举影响了今天的惠州市区的布局。历史与现实，总是在微妙之中完成交接。
归善县自南朝时期建置后，县治先是设在白鹤峰之下，唐宋以前并无城池。元至元三十年（1293）因盗寇频发，迁入惠州府城谯楼之左。此后的明永乐、正统、正德年间，当政者对归善县署分别进行了重修和改造。明嘉靖十二年（1533），归善知县何世祺进行增修，到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知县胡位重建。这一时期，归善县衙的中间为正堂，后为后堂，作为幕厅，右边是耳房库厅，左幕厅侧是知县住宅，次为主簿住宅，右耳房侧为县丞宅，次为典史宅。东西依次各有六个房，祠狱俱备。大门外有申明、旌善二亭子。这种建筑形制，是封建制度的典型县衙。
明嘉靖年间，岭东地区遭受前所未有的寇乱，惠州府首当其冲，水东街居民区因无城池可守，最易遭到劫掠。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岭东寇首花腰蜂伏诛，社会局势稍稍安定。这一年，惠州府生员刘确、乡民黎俸等请建东平民城以防守地方。清光绪《惠州府志》对刘确如此评价：“确有心计，知天文，制浑仪甚巧，军门重之。其倡筑东平城，上而具呈府道，下而劝募乡里，劳苦备尝，数年始克成功，至今赖之。”东平民城至万历三年（1575）才建成，前后耗时十年之久。在此期间的隆庆二年（1568），叛将周云翔勾结倭寇，由平山进攻府城，途经水东时“席卷东平男妇，俘赀财，没庐舍，焚杀……二百人”。经此一役，筑造东平民城显得更为迫切。
一座城池利于维护水东街地方安全
东平民城的兴建，军事防御是其外因，经济发展则是内因。至明代中晚期，水东一带已相当繁荣，东新桥、水东街皆是重要墟市。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广东兵备副使方逢时因征寇来到惠州城，至通衢，叹曰：“东路要区也，人民殷富，不可无城，遂使议城之。”更典型的例子是嘉靖四十四年惠州城发生了一起“兵叛掠东平”的大事。清光绪《惠州府志》记此事曰：
（俞）大猷以白头兵八百人驻东平，而身往军门请事。兵居停久，窥见东平人家蓄积垂涎，一夜焚劫之，八百兵人人挟赀至重不能举。次日民争入城，乱兵馆谷一月。大猷归，东平多士壅骂之。大猷下车揖，既而斩乱目三人以谢惠人，以为有度。
从诸多史料中可以看出，居住在东平一带的百姓是比较富裕的，因此亟需一座城池来维护地方安全。东平民城建成后，“然不属之官而属之民，草创图基，仅作土墉，无环堵以为守御”，形制上显得单薄。刚刚走马上任的归善县知县林民止，认为“府当鹅山正脉，县折其支，既无专气，四高中下，又垫洳泽”，欲将归善县署迁回白鹤峰，此举得到了惠州知府李畿嗣的赞同和大力支持。巧合的是，万历四年（1576）归善县署正堂圮毁，这为林民止迁县治提供了一个契机。
万历五年（1577），林民止着手搬迁县治。唐宋时期的归善县故址“几芜没民间，不可复识”，选址之地为利、严两姓所有。林民止以铜钱五百缗征得利姓土地，这大概是惠州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首次政府征地补偿。让林民止意料不到的是，严氏对政府的“给价”“不愿赴领”，只求“免子孙人丁杂派”而已。对此，雍正《归善县志》的修志者叶适赞叹道：“严奉公先朝聚族东平，万历三年捐通族祖居为县署地……不受公家之直，义矣！”
土地的问题解决后，万历六年（1578）七月正式兴建县署，于十二月竣工，东平民城由此变为官城。据明万历《惠州府志》记载，官城“高一丈六尺，周围阔一千零五十丈，雉堞一千五百六十五。为门四，东曰辅阳，南曰龙兴，西曰通海，北曰娱江，关二，便门二，窝铺九”。从现在的地图来看，东城门为辅阳门，今惠新东街口；南城门为龙兴门，今永平路北段对出西枝江边；西城门为通海门，今惠新西街口的西门口；北城门为娱江门，今和平直街近东江边。两便门分别称便门仔和水门仔。
龙兴门在建城之初名为“兆祯”，原位于归善县学宫之冲。万历二十四年（1596），惠州知府程有守、归善知县邓鏕稍改向东。时年66岁的惠州著名三尚书之一的叶梦熊在《归善改建龙兴门记》中详细记载了这一变迁：“是岁春日始事……阅数月告成”，同时又描述了当时龙兴门一带的自然风光：“水自西江（西枝江古称）而下，汪洋停滀，万顷如练；天马诸峰，积黛飞翠，缭绕屏列。”由此可见，当时桥东一带依托城墙之势，还是归善古城一大景观。
明末清初，归善县城墙得到历代惠州知府和归善知县的重修。明天启四年（1624），归善知县王宏“始为之修女墙，高雉堞，视昔民城，稍增什之二三”。崇祯七年（1634），归善知县陆自岳为抵御倭寇，捐俸加固城池，使县城城墙“垣高九仞，雉联百里”，张萱为此撰《归善县修城记》盛赞陆自岳，认为“众心成城”的归善县城是一座“灵城”。
《惠景全图》完整展示惠州古代“一街挑两城”格局
绘制于明崇祯四年（1631）的《惠景全图》，完整地展示了惠州古代“一街挑两城”的独特格局。在这幅图里，城开四门、城墙包裹的归善县城形似乌龟，在东江与西枝江的环绕中，被东新浮桥牵引，西向惠州府城游去。
明崇祯《惠景全图》中的归善县城。严艺超翻拍
至清代，清朝历代官员曾八次大规模修葺城墙，其中乾隆四十年（1775）时，因县城“历来濒临大河，北门正当东江之冲，水势直逼城根，城垣马路多被淹浸倾塌”，故时任归善知县的章寿彭曾“捐俸480余两”雇工匠加固城根。
据史料所载，最后一次修筑县城城墙是在清咸丰五年（1855），当时城墙“西与府城对峙，中隔一水，通以浮桥”。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战火之后，县城城墙开始走向没落，城垣多次受洪水侵袭而崩破多处，但官府再也没有修建。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桥东，有着众多大大小小的湖塘，据说这与当年修建县城城墙有关。从旧版《桥东志》中所收录的《明清时期归善县城示意图》可以看到，城墙内有塔仔湖、铁炉湖、沙屋塘，城墙外则有上板塘、下板塘、东湖等。据统计，当时县城的湖塘总面积达19.8万平方米。这些湖塘的形成，据考证极有可能是在明万历年间开始，县城四周筑城墙时取土烧砖所致。明代城墙四周约长1850米，墙高约6.3米，城墙的长度为俗称“县城三里七”，可想而知筑成必须大量砖块。为尽快筑城，官府全部就近取泥烧制，大规模挖土的结果自然就形成了县城星罗棋布的湖塘景观。据一些老者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桥东，在下板塘西南面沿西枝江一带，以及新民前、后街等有多处砖窑和炉窑，这些行业的经营者有的是直接取土于下板塘的。由此可见县城烧砖、烧炉行业由来已久，似乎可以说明县城众多湖塘的成因了。
城市的建设导致县城湖塘消失，而城墙的湮没绝非这么简单。在狼烟四起的年代，城墙就像一把双刃剑，要么据险抗敌，要么反被敌人所用成为割据一方的屏障。在这两难之下，老城墙最终难逃厄运，成了一个时代的牺牲品。
东征结束后，省城惠州同乡会联名呼吁政府尽快拆除府城城墙，以免再次被人据为天险割据。据史料所载，1935年时县城城墙南门就被拆去，以便惠平公路通车。1939年刘秉纲任惠阳县长时，成立“拆城委员会”，将县城城墙大部分拆除，取砖建“声华戏院”（原东江电影院），大部分砖则被运回其家乡水口青边建屋。县城城墙基本拆平后，仅仅保留了几个城门，而有的段落则被改筑道路，如现在的永平路。
城墙的湮没绝非这么简单，将归善县城城墙在地图上抹去的罪魁祸首，除了人为的拆除，还有连年不断的战火。1938年和1941年，日军两次入侵惠州，县城受灾最为严重，水东街大量店铺被烧毁，城墙也屡屡被炸毁，与归善城墙相连的白鹤峰东坡祠也在日军的轰炸中坍塌。
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的造城运动开始，在现代化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桥东老城，样貌渐渐模糊。支离破碎的归善县城城墙，最后一砖一砖地消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没人能说出它最终湮没在某年某月。
如今，桥东和平直街出滨江路口处的北城门旧址，白鹤峰东坡祠之下，还尚存一堵被玻璃罩封存的归善县城城墙，供游人观瞻。尽管人们无法触及这青色的古城墙，但依然能倾听到历史的声音。
（严艺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