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仪若水润苏轼
蒋蓝 邵永义
苏轼10岁开笔作文章时，他的父亲苏洵让他自由发挥，天上地下，山水鸟兽，乡野庙堂，也不限制他，让他的思想自由飞翔。
苏洵离家后，苏轼便由其母程夫人亲自教读。程夫人特别重视历史教育，她常常挑选古往今来人事成败的关键问题，提出来考问儿子，而苏轼反应敏锐，回答得非常清楚扼要，母子二人皆大欢喜。
苏轼逝世后，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追忆了母亲家教的往事：“公生十年，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太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教育，竟从33岁即赴国难的范滂开始，这也影响了苏轼追求真理和矢志不渝的为政观、为民观。
范滂是一位悲剧英雄，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人。他既是一个有学问有才干的人，又是个清正廉明、敢于伸张正义、鞭笞贪官污吏、为百姓疾苦呐喊的好官，很受百姓的爱戴和尊敬，在官吏中威信也很高。东汉末年，昏君桓帝刘志和灵帝刘宏时代，由于宦官把持朝政，导致政治腐败，百姓苦不堪言。凡是反对他们的官吏，都遭到残酷迫害和打击，轻者下狱，重者杀头。范滂向朝廷呈诉百姓疾苦，宦官奸臣牢修等人就诬告他“为首结党”，将其下狱治罪。他惨遭毒打，但死也不认“罪”。昏君汉桓帝又派中常侍官王甫去劝他承认“罪过”。范滂则正气凛然地说：“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若我死后，愿将我埋在首阳山侧（今河南洛阳东北），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夷齐：指《史记·伯夷列传》中伯夷、叔齐，因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遂饿死）王甫听了范滂一番慷慨陈词，深感惭愧，便多方设法释放了他。
东汉建宁二年（169），汉灵帝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大肆逮捕谋杀忠良臣子。范滂再次被昏君汉灵帝下令逮捕入狱，并被判死刑。
临刑前，范滂的母亲到监狱与他诀别。他对母亲说：“弟弟仲博很孝顺，完全可以供养母亲。我跟从父亲死于黄泉之下，生存和死亡也是各得其所。唯有母亲要割掉对我难以割舍的恩情，请求母亲不要为儿增添更多的伤感。”范母深明大义，对儿子说：“你今天得到的是同李膺、杜密一样的好名誉，虽死犹生，没啥可悔恨的！既要获得好名誉，又要希望长寿（当时范滂年仅33岁），这二者岂能同时获得呢？”
苏轼幼小的心灵被范滂的人品气节所浸润感染，烙下深深的印记。他以真诚的语气说：“母亲，我长大了做范滂那样的人，你允许我这样吗？”程夫人听了十分欣慰，流下了眼泪：“假如你能做范滂那样的人，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那样的人吗？”
于是，苏轼立下济世安邦的雄心壮志，决心做一个品格高尚的仁义君子，从此更加勤奋地读书。程夫人备感欣慰自豪，她从内心喜悦地说：“我有一个好儿子了！”
程夫人教子，并不满足于书本知识的教育，她从不放过生活中一切对子女教育有利的事情，并率先垂范，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故事开始，把范滂的事迹讲得十分生动、具体、成功，并且有交流和思考，联系现实中的人物和价值取向，范滂这位忠孝仁义、直面人生、慷慨赴死的英雄形象就生动起来了，苏轼心中的价值观也树立起来了。
程夫人善于利用身边的情景开展教育。在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苏宅园内竹影婆娑，银杏挺拔，花草如同染上一层银辉，天上一轮明月，照门外小楼，园中水井、石缸水面，处处星月。程夫人就喊苏轼、苏辙过来，叫他们数一数月亮有几个。苏轼数了四个，苏辙数了三个。
程夫人问：“你们怎么数得不一样呢？”
苏轼认真地回答：“天上一个，还有小河里、水井里、水缸里各有一个。”他想了一下，一拍手大叫道：“娘，我懂了。千条江里会有千个月亮，千个井里也会有千个月亮，怎么数得完呢？月亮普照大地，就会有各种形状。而且过一会儿月亮走几步，水井里就没有月亮了！”
程夫人把两个孩子拉到身边，吟唱了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苏轼和苏辙听得入迷，都仰望着月光下的母亲。月晕给她的头发染上了一道光亮，是那么恬静、美丽。
程夫人给两兄弟讲唐代诗人李白，讲他的生平事迹和这首诗的意境，用两个孩子都能听懂的语言，把李白的爱国、豪放和自由思想讲得十分生动。程夫人不知道李白从此闯进了苏轼的生命中，直到苏轼历经宦海沉浮，在一个中秋之夜怀念分别多日的兄弟苏辙，写的那首《水调歌头》，开篇一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正是化用了李白的诗句：“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母爱是泉，润泽心田。苏轼有两篇“记”，是他成年后对母亲的回忆。一是《记先夫人不残鸟雀》，其文说：
吾昔少年时，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窥也，又有桐花凤四五百，翔集其间。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驯扰，殊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由是观之，异时鸟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为甚于蛇鼠之类也。“苛政猛于虎”，信哉！
有一天，苏轼与弟弟苏辙及邻居小朋友正在庭院里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突然，家中那只老花猫捕着一只羽毛闪着绿绸缎子般光彩的漂亮桐花凤。可怜的小鸟在猫的利爪下拼命挣扎着，发出凄厉的叫声。苏轼丢下小伙伴，赶忙追过去，一把从老花猫的利爪下夺过桐花凤。可是，已经晚了，那五色闪光的羽毛全染上了殷红的鲜血。小伙伴们围过来，吵着要捡干柴架火烧烤来吃。正在这时，程夫人来了，见儿子手中正捧着血淋淋的桐花凤，顿时生气地责问是怎么回事。当苏轼向母亲说明缘由后，程夫人舒了口气，当即利用这件事，教育孩子们说：“做人不能像动物那样，人要有仁爱、宽厚之心，要爱惜一切有生命之物。无故杀生，这样的行为与禽兽就没有两样了。”程夫人的话在苏轼年幼的心灵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对母亲说：“孩儿一定记住母亲的话。”
程夫人说：“人不伤害鸟雀，鸟雀就会和人亲近，人有善心善举，朋友们就会聚集在你身边，组成你的团队，你的能力就强大。国家也是如此，爱民富民，民众就以国为家，爱家护国，国家就强盛。”这件事极其深刻地影响了苏轼一生的为人行事。在他以后的仕途中所表现出来的仁爱、宽厚、勤政爱民、为人民办好事的思想本质和一生提倡“爱民”“仁政”的治国政治主张，与从小所受的教育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元祐四年（1089），苏轼已54岁，仍深刻地记着这件事，并由此引申道：人如果不伤害鸟雀，鸟雀自然就接近人，为了避免其他动物的伤害。由此看来，鸟雀不敢在离人近的地方筑窝，是因为它们认为人比蛇鼠之类的动物更可怕。苛刻的政令比老虎还凶猛，确实如此啊！
为此他又写了一首名为《异鹊》的诗：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
家有五亩园，幺凤集桐花。
是时乌与鹊，巢鷇可俯拏。
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
苏轼在诗中描写了自家庭院桐花开放时，美丽无比的幺凤鸟三三两两飞聚于桐树上，与宅屋主人和睦相处。同时，从诗人升华的理性认识中，我们看到全诗皆在阐明当官应广施仁政，让有才之人聚集，让百姓亲近，才能让一个地方兴旺的道理。
二是《记先夫人不发宿藏》，记录了自己与王弗在凤翔府的一段逸闻，其文说：
先夫人僦居于眉，为纱縠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于地。视之，深数尺，有大瓮，覆以乌木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其后吾官于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吾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发也。”吾愧而止。
苏轼家搬进纱縠行新居不久，便发现前人窖藏的一坛金银。可程夫人却叫人重新埋好，并把土夯得严严实实。并用这件事来教育苏轼说：“凡非分之财，虽一文不能取。”这无疑是给苏轼上了一堂极深刻的思想品德教育课，对他高尚品德的形成和超然物外的境界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苏轼后来出任凤翔府通判时，家里喜雨亭外有一土堆，雪天也不见积雪，苏轼笑对妻子王弗说：地下必有宝藏。王弗当即阻止说：“如果先夫人在，肯定不会让人挖的。”
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里总结道：“功废于贪，行成于廉。”因此，苏轼一生为官清正廉明，即使“穷到骨”的地步，也不以权势和声望谋求一钱一物，受到世人的敬重。
正是程夫人有效的教育，奠定了苏轼的人格定向，孕育了他的高尚情操和风骨节概的品格，使他思想得到升华。
苏轼爱竹、苏轼似竹，竹子俨然构成了苏轼的脊柱。
“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答任师中家汉公》）苏轼一生作文与做人，有如竹一样，清幽高雅。它那“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的坚韧秉性，更令苏轼无限神往。有一天，程夫人让苏轼抄写白居易的《养竹记》。他一读再读，真是太喜欢这篇文章了：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
在苏轼的精神世界里，竹有一身正气，刚直不阿，挺挺大节之概，还是母慈子孝、兄弟亲情的孝义精神的象征。这些都是程夫人教导的结果，正如苏轼考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进士之后，苏辙说：“此乃先夫人之所教也。”
作者简介：
蒋蓝，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邵永义，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