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仪若水润苏轼

母仪若水润苏轼

蒋蓝 邵永义

  苏轼10岁开笔作文章时,他的父亲苏洵让他自由发挥,天上地下,山水鸟兽,乡野庙堂,也不限制他,让他的思想自由飞翔。

  苏洵离家后,苏轼便由其母程夫人亲自教读。程夫人特别重视历史教育,她常常挑选古往今来人事成败的关键问题,提出来考问儿子,而苏轼反应敏锐,回答得非常清楚扼要,母子二人皆大欢喜。

  苏轼逝世后,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追忆了母亲家教的往事:“公生十年,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太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教育,竟从33岁即赴国难的范滂开始,这也影响了苏轼追求真理和矢志不渝的为政观、为民观。

  范滂是一位悲剧英雄,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人。他既是一个有学问有才干的人,又是个清正廉明、敢于伸张正义、鞭笞贪官污吏、为百姓疾苦呐喊的好官,很受百姓的爱戴和尊敬,在官吏中威信也很高。东汉末年,昏君桓帝刘志和灵帝刘宏时代,由于宦官把持朝政,导致政治腐败,百姓苦不堪言。凡是反对他们的官吏,都遭到残酷迫害和打击,轻者下狱,重者杀头。范滂向朝廷呈诉百姓疾苦,宦官奸臣牢修等人就诬告他“为首结党”,将其下狱治罪。他惨遭毒打,但死也不认“罪”。昏君汉桓帝又派中常侍官王甫去劝他承认“罪过”。范滂则正气凛然地说:“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若我死后,愿将我埋在首阳山侧(今河南洛阳东北),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夷齐:指《史记·伯夷列传》中伯夷、叔齐,因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遂饿死)王甫听了范滂一番慷慨陈词,深感惭愧,便多方设法释放了他。

  东汉建宁二年(169),汉灵帝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大肆逮捕谋杀忠良臣子。范滂再次被昏君汉灵帝下令逮捕入狱,并被判死刑。

  临刑前,范滂的母亲到监狱与他诀别。他对母亲说:“弟弟仲博很孝顺,完全可以供养母亲。我跟从父亲死于黄泉之下,生存和死亡也是各得其所。唯有母亲要割掉对我难以割舍的恩情,请求母亲不要为儿增添更多的伤感。”范母深明大义,对儿子说:“你今天得到的是同李膺、杜密一样的好名誉,虽死犹生,没啥可悔恨的!既要获得好名誉,又要希望长寿(当时范滂年仅33岁),这二者岂能同时获得呢?”

  苏轼幼小的心灵被范滂的人品气节所浸润感染,烙下深深的印记。他以真诚的语气说:“母亲,我长大了做范滂那样的人,你允许我这样吗?”程夫人听了十分欣慰,流下了眼泪:“假如你能做范滂那样的人,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那样的人吗?”

  于是,苏轼立下济世安邦的雄心壮志,决心做一个品格高尚的仁义君子,从此更加勤奋地读书。程夫人备感欣慰自豪,她从内心喜悦地说:“我有一个好儿子了!”

  程夫人教子,并不满足于书本知识的教育,她从不放过生活中一切对子女教育有利的事情,并率先垂范,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故事开始,把范滂的事迹讲得十分生动、具体、成功,并且有交流和思考,联系现实中的人物和价值取向,范滂这位忠孝仁义、直面人生、慷慨赴死的英雄形象就生动起来了,苏轼心中的价值观也树立起来了。

  程夫人善于利用身边的情景开展教育。在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苏宅园内竹影婆娑,银杏挺拔,花草如同染上一层银辉,天上一轮明月,照门外小楼,园中水井、石缸水面,处处星月。程夫人就喊苏轼、苏辙过来,叫他们数一数月亮有几个。苏轼数了四个,苏辙数了三个。

  程夫人问:“你们怎么数得不一样呢?”

  苏轼认真地回答:“天上一个,还有小河里、水井里、水缸里各有一个。”他想了一下,一拍手大叫道:“娘,我懂了。千条江里会有千个月亮,千个井里也会有千个月亮,怎么数得完呢?月亮普照大地,就会有各种形状。而且过一会儿月亮走几步,水井里就没有月亮了!”

  程夫人把两个孩子拉到身边,吟唱了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苏轼和苏辙听得入迷,都仰望着月光下的母亲。月晕给她的头发染上了一道光亮,是那么恬静、美丽。

  程夫人给两兄弟讲唐代诗人李白,讲他的生平事迹和这首诗的意境,用两个孩子都能听懂的语言,把李白的爱国、豪放和自由思想讲得十分生动。程夫人不知道李白从此闯进了苏轼的生命中,直到苏轼历经宦海沉浮,在一个中秋之夜怀念分别多日的兄弟苏辙,写的那首《水调歌头》,开篇一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正是化用了李白的诗句:“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母爱是泉,润泽心田。苏轼有两篇“记”,是他成年后对母亲的回忆。一是《记先夫人不残鸟雀》,其文说:

  吾昔少年时,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窥也,又有桐花凤四五百,翔集其间。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驯扰,殊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由是观之,异时鸟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为甚于蛇鼠之类也。“苛政猛于虎”,信哉!

  有一天,苏轼与弟弟苏辙及邻居小朋友正在庭院里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突然,家中那只老花猫捕着一只羽毛闪着绿绸缎子般光彩的漂亮桐花凤。可怜的小鸟在猫的利爪下拼命挣扎着,发出凄厉的叫声。苏轼丢下小伙伴,赶忙追过去,一把从老花猫的利爪下夺过桐花凤。可是,已经晚了,那五色闪光的羽毛全染上了殷红的鲜血。小伙伴们围过来,吵着要捡干柴架火烧烤来吃。正在这时,程夫人来了,见儿子手中正捧着血淋淋的桐花凤,顿时生气地责问是怎么回事。当苏轼向母亲说明缘由后,程夫人舒了口气,当即利用这件事,教育孩子们说:“做人不能像动物那样,人要有仁爱、宽厚之心,要爱惜一切有生命之物。无故杀生,这样的行为与禽兽就没有两样了。”程夫人的话在苏轼年幼的心灵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对母亲说:“孩儿一定记住母亲的话。”

  程夫人说:“人不伤害鸟雀,鸟雀就会和人亲近,人有善心善举,朋友们就会聚集在你身边,组成你的团队,你的能力就强大。国家也是如此,爱民富民,民众就以国为家,爱家护国,国家就强盛。”这件事极其深刻地影响了苏轼一生的为人行事。在他以后的仕途中所表现出来的仁爱、宽厚、勤政爱民、为人民办好事的思想本质和一生提倡“爱民”“仁政”的治国政治主张,与从小所受的教育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元祐四年(1089),苏轼已54岁,仍深刻地记着这件事,并由此引申道:人如果不伤害鸟雀,鸟雀自然就接近人,为了避免其他动物的伤害。由此看来,鸟雀不敢在离人近的地方筑窝,是因为它们认为人比蛇鼠之类的动物更可怕。苛刻的政令比老虎还凶猛,确实如此啊!

  为此他又写了一首名为《异鹊》的诗: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

  家有五亩园,幺凤集桐花。

  是时乌与鹊,巢鷇可俯拏。

  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

  苏轼在诗中描写了自家庭院桐花开放时,美丽无比的幺凤鸟三三两两飞聚于桐树上,与宅屋主人和睦相处。同时,从诗人升华的理性认识中,我们看到全诗皆在阐明当官应广施仁政,让有才之人聚集,让百姓亲近,才能让一个地方兴旺的道理。

  二是《记先夫人不发宿藏》,记录了自己与王弗在凤翔府的一段逸闻,其文说:

  先夫人僦居于眉,为纱縠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于地。视之,深数尺,有大瓮,覆以乌木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其后吾官于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吾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发也。”吾愧而止。

  苏轼家搬进纱縠行新居不久,便发现前人窖藏的一坛金银。可程夫人却叫人重新埋好,并把土夯得严严实实。并用这件事来教育苏轼说:“凡非分之财,虽一文不能取。”这无疑是给苏轼上了一堂极深刻的思想品德教育课,对他高尚品德的形成和超然物外的境界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苏轼后来出任凤翔府通判时,家里喜雨亭外有一土堆,雪天也不见积雪,苏轼笑对妻子王弗说:地下必有宝藏。王弗当即阻止说:“如果先夫人在,肯定不会让人挖的。”

  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里总结道:“功废于贪,行成于廉。”因此,苏轼一生为官清正廉明,即使“穷到骨”的地步,也不以权势和声望谋求一钱一物,受到世人的敬重。

  正是程夫人有效的教育,奠定了苏轼的人格定向,孕育了他的高尚情操和风骨节概的品格,使他思想得到升华。

  苏轼爱竹、苏轼似竹,竹子俨然构成了苏轼的脊柱。

  “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答任师中家汉公》)苏轼一生作文与做人,有如竹一样,清幽高雅。它那“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的坚韧秉性,更令苏轼无限神往。有一天,程夫人让苏轼抄写白居易的《养竹记》。他一读再读,真是太喜欢这篇文章了: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

  在苏轼的精神世界里,竹有一身正气,刚直不阿,挺挺大节之概,还是母慈子孝、兄弟亲情的孝义精神的象征。这些都是程夫人教导的结果,正如苏轼考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进士之后,苏辙说:“此乃先夫人之所教也。”

  作者简介:

  蒋蓝,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邵永义,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罗秋玲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