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寓居惠州期间（1094~1097），他的身份是“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节度副使是散官名，虽然是从八品，但不能行使公权。然而，苏轼却利用他的影响力，在惠州做了许多民生善事，比如修建两桥一堤、助力减轻赋税，推广水力碓磨、“秧马”等中原先进技术。鲜为人知的是，苏轼的这些善举大多是在保密的环境下推进的。

　　修建东新桥工程的资金保密

　　在贬谪惠州之前，苏轼在处理敏感事务时，尤其注重信息的封闭性，以防止政策执行受阻或引发腐败。比如北宋元祐六年（1091），苏轼任颍州知州时，为防赈灾政令泄露，他在《乞赐度牒籴斛斗准备赈济淮浙流民状》中请求朝廷将文书“作不下司文字，付臣措置”，即绕过常规行政流程直接下达。此举既避免地方官吏截留信息，也确保赈灾资源不被挪用，体现了对关键政务的严密管控。

　　贬谪惠州后，苏轼仍以“罪臣”之身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并在沟通中反复强调保密的重要性，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修建东新桥。在此之前，惠州府县两城之间的浮桥多废坏，人们往返两城只能靠小船渡江，经常淹死人。为惠州百姓修建一座稳固的浮桥，成了东坡的心头大事之一。然而，东坡手中并无实权实施修桥大计，直至东坡的表兄程正辅于宋绍圣元年（1094）末到任广南东路提刑，修桥之事才迎来转机。

　　宋绍圣二年（1095）五月，苏轼多次致信建议程正辅对修桥资金的申请“千万密之”，并强调“勿云出于老弟”。他深知地方官吏“暗而孱，胥狡而横”，若公开资金来源，可能导致大额工程资金被层层克扣，“必四六分入公私下头”，导致工程难以完成。这种保密要求实为防范贪腐、保障民生的务实之举。

　　推动民生改善的匿名建议

　　贬谪期间，苏轼虽无权干政，但仍以“僭言”方式参与地方事务，同时极力隐藏自身角色，以避免政治牵连。绍圣二年，惠州粮食丰收，米价大跌，为了减轻漕运压力，漕府下令收税要钱不要米，农民卖出两倍于往年的粮食才能凑齐税款。针对漕府强令折纳现钱导致“米贱伤农”“岭南钱荒”的问题，苏轼写信给程正辅，把惠州的实际情况和漕府的征令如实陈述，指出这样做无异于敲诈农民，容易形成民患，“年年多纳钱，少纳米，则农民益困，岭南之大患也。”希望程正辅能为此事尽力周旋，准许“任从民便，纳钱纳米”，使得“庶几疲民，尽沾实惠”。信中，苏轼强调“切望兄留意，仍密之，勿令人知自弟出也，千万！千万！”

　　苏轼看到惠州驻军的营房年久失修，许多军士居无定所，“散居市井”，扰民严重，而且也不能安心训练。苏轼致书程正辅，建议修建营房三百余间，很好地解决了驻军扰民问题。苏轼在信中强调“此数十年积弊，难以责俗吏”，唯有通过程正辅秘密推动改革。这种迂回策略既解决实际问题，又避免直接挑战地方官僚体系，体现了他在逆境中的生存智慧。

　　在与程正辅的书信中，苏轼频繁使用“密之”“不罪”等措辞，反映出他对信息传播的高度警惕。他深知自己“得罪居此，岂敢僭管官事”的敏感身份，若公开参与政务决策，不仅会导致惠州的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更会引发朝廷猜忌，让自己招致更严厉的惩罚。

　　苏轼寓惠期间的保密观

　　苏轼寓惠期间虽未直接涉及现代意义上的“保密工作”，但其政治经历、贬谪遭遇及在人际网络中的信息传递，无不体现苏轼在特定政治环境下形成的“保密观”。

　　一是务实性。苏轼深知地方官吏效率低下、腐败横行，唯有通过保密手段绕过冗杂程序，才能确保政策落地。二是策略性。作为“罪臣”，苏轼需在参与公共事务与保全自身之间取得平衡，防止授人以柄，侧面体现其保密意识。三是道德性。无论是修桥、赈灾还是赋税改革，苏轼的保密诉求均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他通过与程正辅私信沟通来推动政策施行，实为在有限权力下最大化造福百姓。

　　苏轼寓惠期间的保密实践，不仅展现了他在逆境中“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政治情怀，更勾勒出一位贬谪文人在权力桎梏下为民请命的坚韧身影。这种“隐而不退、密而为民”的保密观，为后世留下了如何在复杂环境中以柔克刚、以智破局的深刻启示。千年之后，苏轼以密行守护的民生情怀，仍如东新桥下的江水，无声流淌，滋养人心。

　　惠州日报记者严艺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