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待人至诚，见善心喜

——略谈东坡在惠州的交游活动

　　古人历来重视交游，把朋友列为人类五种基本伦常关系之一，强调做人必须要有“朋友之信”，把交友作为衡量其人品高下的重要标识，认为“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管子·修权》）。而了解苏东坡寓惠期间的交游情况，也是我们研究和认识晚年苏东坡的一个重要窗口。

　　东坡之好交游，在北宋士大夫中可以说是其名最著、有口皆碑。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就说过：“子瞻虽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论辩酬唱，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他的这种待人以诚，见善心喜，好结交、重友情的品性，直至寓居惠州，依然没有改变。苏辙说东坡在惠州“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东坡也说自己在惠州“杖履所及，鸡犬相识”。考诸史实，确实如此。

　　据《惠州志·艺文卷》中的《苏轼寓惠集》粗略统计：其中录入书信233首，受信者51人，遍及全国各地；诗词杂文253题共316首，内中所涉与东坡在惠州有直接交往的人物不下百人，一些是地方官员，更多的则是惠州本地的居民和僧众道士。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人，在东坡处境最为艰难、生活最为困顿的时候，慨然给予帮助：惠州知州詹范、方子容对他多方照拂；循州知州周彦质赠他酒米；博罗县令林抃送他花木果苗；鹤峰西邻林行婆允他赊酒；秀才翟逢亨常与他对饮；医士林忠彦为他诊病；王参军借地给他种菜；“海上道人”教他修炼养生；邓守安帮他蓄药济贫；水北荔枝浦的八旬老人热情邀约他荔熟之时“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他再贬海南离开惠州，进士李光道随船远送，依依惜别。凡此种种，让东坡感受到人情的温暖。刘克庄说得没错：东坡“平居则竹笠杖藜，与黎秀才、翟夫子、春梦婆辈相尔汝，是岂权贵之所能害，烟瘴之所能死哉”。（《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07）在岭南，东坡能安然度过，全身北归，当地吏民的关爱，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东坡在惠州时的友邻翟夫子的故居。 惠州东江图片社供图

　　东坡在惠州所办的好事实事，也大都有惠州朋友的热情支持和参与：西新桥的倡筑缘于栖禅寺僧人希固，东新桥的募建始于冲虚观道士邓守安，香积寺水碓磨的修筑由博罗县令林抃实施，博罗大火的善后由推官黄焘组织指挥。此外，推广秧马，掩埋暴骨，筑放生池（即今鳄湖）以及在广州蒲涧建引水工程等等，都离不开当地吏民的支持帮助，都是他交游活动的有机组成和直接成果。他与邓守安的交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宋绍圣二年（1095）三月十六日晚，东坡追饯表兄程正辅至博罗，“守安来谒，议建桥事”，苏邓首次相见。这座桥，就是东坡后来在《两桥诗》中吟咏的东新桥。如诗所述：“惠州之东，江溪合流，有桥，多废坏，以小舟渡。”而“奸民食此险，出没如凫鹥。”舟渡者的安全毫无保障，舟覆人溺的惨剧时有发生。东坡耳闻目睹，深以为虑，“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他的深沉叹喟，正是惠州黎民百姓的急切呼声。守安以却私渡、建浮桥的建议作见面礼，与东坡的心愿正相投契。“罗浮道人一倾盖，欲系白日留君颜”，建桥成了二人初次结交彻夜长谈的共同话题。苏邓交谊，正是以这样一个共同造福惠州人民的善举为开端，成为传颂千古的佳话。

　　通过与邓守安长期密切的交往，东坡终于明白，邓守安这位深受广惠百姓爱戴的“山中有道者”的“道”究竟是什么。东坡写信向朋友介绍：“罗浮有一道士邓守安，虽朴野，养练有功，至行清苦，常欲济人，深可钦爱。”“此士信能力行，又笃信不欺，常欲损己济物，发于至诚也。”后来，东坡又向广州知州王古力荐邓守安：“此人洁廉，修行苦行，直望仙尔，世间贪爱无丝毫也，可以无疑。”“洁廉”“至行清苦”“笃信不欺，常欲损己济物，发于至诚”“世间贪爱无丝毫也”，这就是邓守安的“道”。这种“道”的笃信躬行者，在当时高唱仁义道德的官场已难找到，却存在民间。“可怜邓道士，摄衣问呻吟”，邓守安以出世之襟怀，做济世之事业，这种只为苍生不问名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精神令东坡感动，也给东坡以鼓舞。他一再表示要像邓道士那样“闲居蓄百毒，救彼跛与盲。依山作陶穴，掩此暴骨横”。交游使东坡在惠州走进了一个与官场生态全然不同的民间天地，百姓的善良、憨厚、乐天、求取甚少却乐于助人以及他们的清苦生活，让东坡对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有了新的感悟和诠释。

苏东坡祠景区里的林婆酒肆。 惠州东江图片社供图

　　在东坡寓惠期间新交的众多朋友中，江苏定慧寺僧人卓契顺，也是一位值得一述的奇人。东坡寓居惠州，岭海隔绝，音书难问，居住在河南、江苏两地的儿子苏迈、苏迨为此“忧愁无聊”。卓契顺与东坡素昧平生，却毛遂自荐，慨然道：“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当为子将书问之。”承诺把信送去惠州，而且真送到了，此一奇也。当他“涉江度岭，徒行露宿，僵仆瘴雾，黧面茧足以至惠州”，东坡问其所求，竟说“惟无所求，而后来惠州，若有所求，当走都下矣。”都下就是京城，天子脚下，达官贵人的名利场，卓契顺不去那里而来惠州，只为乐于助人，利善他人，此二奇也。在东坡“苦问不已”之下，他才大胆要求，愿“以区区万里之勤”，求取东坡亲书数字留作纪念，此三奇也。这“三奇”，显示了这位普通僧人的高洁情怀，让那些见利忘义者为之汗颜。苏东坡感谢卓契顺的义行，更敬重他的人品，挥笔详记其事，要让“契顺托此文以不朽”，把卓契顺身上所体现的优良人文精神传诸后世。

　　“轻千里而求数字”，又何止卓契顺！程乡令侯晋叔、南华寺僧龚行信、永嘉罗汉院僧人惠诚、成都僧人法舟和法荣、虔州布衣王原和赖仙芝、潮阳隐者吴子野、四川道士陆惟忠等等，他们无惧党祸及身，纷纷前往惠州结交东坡，构成了东坡寓惠交游活动的重要内容。宋绍圣三年（1096）底，潮阳隐者吴子野与四川道士陆惟忠联袂到惠探望苏轼，居住了三个月。二人在苏轼父子带领下，与归善儒生翟秀才和江秀才、罗浮宝积寺长老昙颖等一群山僧逸民频密聚会，饮自酿“真一酒”，食罗浮“谷董羹”和惠州“盘游饭”，赋诗述怀，作文记事，为海内所瞩目。像这样以东坡为中心的文化交游活动还有多宗，例如宋绍圣三年（1096）重阳，东坡与新旧两任知州詹范、方子容及其群僚，携酒食登白鹤峰作“龙山”之会，“壶歌雅奏，缓带轻帢”，是见诸文字记载的惠州最早一次文酒之会。宋绍圣四年（1097）二月，周彦质调任韶州通判路过惠州，与方子容访问白鹤峰新居，琵琶歌舞，饮酒唱和，诗作迭见，流传至今。东坡以其北宋文坛领袖的人格魅力和文学才华，吸引了大批地方官员、儒生、隐者、僧人、道士从四方聚集鹅城，营造出一种富于人文情韵的社交氛围，对惠州本土士人的文化交流起着倡导和示范的作用，也对惠州儒道释三教的融合和世俗化产生积极影响。

　　不少全国闻名的宗教人士也以各种方式与寓居惠州的东坡交往。宋绍圣二年（1095）二月，道潜（参寥子）遣专使自杭州来惠谒见东坡，请为名僧海月辩公作真赞。同年三月，苏州定慧寺长老守钦专遣卓契顺探望东坡，携来了佛印（了元）的信件和钦长老的诗作。东坡有和作。几乎同时，永嘉罗汉院僧人惠诚亦来惠探访东坡，带来了江浙众高僧的问候，东坡为作《吴越名僧记》。十一月，成都副僧统士隆、绍贤遣弟子法舟、法荣来惠谒请东坡为蜀中高僧宝月大师作塔铭。宋绍圣二年（1095）秋及宋绍圣四年（1097）一月，虔州廉泉院芝上人两次来访，盘桓多时，苏轼父子均有诗文见赠。宋绍圣三年（1096）冬，潮阳隐者吴子野与四川道士陆惟忠联袂至惠探访东坡，东坡偕其与当地僧众相聚野饮，唱和诗歌。至于与东坡书信往来的僧人就更多了。

　　总之，正是以苏轼寓居惠州为缘起，惠州和江浙、峨眉以及粤北的高僧大德有着前所未有的频密交流和积极互动，深刻地影响着惠州佛教以至于整个文化思想的发展，而在这些交游活动中所产生的大量诗文书信，成为东坡寓惠文化的重要内容。

　　（吴定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