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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东盐业村落往事钩沉

　　忆往昔盐业生产变迁 看几代盐民身份重构

　　【编者按】

　　据宋代《元丰九域志》记载：“惠州归善淡水一盐场。”古淡水场产盐历史悠久，曾是两广地区重要的盐产区。古淡水场在发展变迁中形成了多个盐区，今位于惠东港口地区的东海盐区便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

　　在惠州众多沿海盐业村落的发展演变中，盐民与盐田的关系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一代代盐民的身份地位，及其对盐业的认知也经历了多次重构。民国时期，大多数盐民的生产劳作只能通过与地主缔结契约、租用盐田开展，这一时期盐民劳作艰辛却依然生活困窘；新中国成立后，盐民有了自己的盐田，生产模式也随着时代变化调整，盐民生活水平得到提升；改革开放后，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盐民有更多的途径谋生，盐田日渐抛荒，盐业淡出历史舞台。

　　本期惠州文脉跟随盐业调查团队，走进惠东港口大园村下辖的南北寮村、上新村等村民小组，倾听老一辈盐民讲述盐业记忆，探究惠州沿海盐业村落的生产模式如何随着时代变迁轨迹而变化。 （陈丽媛）

 
旧时的盐垛 惠州市档案馆供图

　　盐民和地主缔结短期契约

　　惠东港口大园村下辖的南北寮村、上新村位于东海盐区的东北部，两村地理位置极接近，步行五分钟即可互相抵达。历史上两村因盐业而兴，是淡水场盐区的一部分。本次调研主要围绕这两个盐业村落展开。

　　据考，南北寮村始建于明代，上新村的建村历史可追溯至元末。从生产方式来看，两村均以农耕、产盐和渔牧为主，相较东海盐区的其他村庄而言，生产方式较为多样。调研显示，历史上港口地区绝大多数古村落都以产盐为主要产业，而南北寮村和上新村除了盐业兴旺，农耕也是其生产的另一大支柱，从事农耕的人数和土地规模与盐业不相上下。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如今盐民的晒盐记忆逐渐模糊，调研团队走访发现，上新村与南北寮村的盐业生产史口述记忆，最早只能追溯到民国晚期。

　　据一位八十多岁的村民钟婆婆讲述，旧社会时期，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地主则将盐田租给盐民耙盐。在物质匮乏的过去，人们为了谋生计都只能接受这种待遇，村里基本不会出现无人当盐农的情况。

　　一位姓林的老村长讲述的关于父辈祖辈耙盐经历的故事，也印证了当时盐民生活困苦、地位低下的状况。林老村长的父母是旧时港口盐区的典型盐民，他们向平海、港口地区的地主租赁土地。林老村长说，当时租赁土地需要竞争，地主同意将土地租让给他父母的时候，他们家虽然过得辛苦，但基本可以维持生计。但后来地主更换租户，林老村长一家生活陷入窘迫，只能通过上山拔草药等方式维持生活。

　　据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很多盐民耙盐收捞后，还要挑往市场上售卖。当时没有固定盐价，产盐区盐价较低，非产盐区盐价则较高。所得收入按比例上交地主，一般按五五分成。据上新村村民李婆婆回忆，当时出租田地给她的地主居住在平海地区，有两漏盐田在上新村。旧时盐民对地主往往心存忌惮，一般不会直接和地主接触，只通过中介进行租赁交易。

　　综合多位老村民的讲述，民国时期的盐民生产图景徐徐展开：盐民和地主一般缔结短期契约，盐民往往不知道地主的具体住处和真实姓名，仅通过中介与地主缔结契约。盐民在盐田的工作时间固定，然后在盐田收捞后自行贩卖，所得收入与地主分成。在年关将近的时候，盐民再通过中介，请求地主在新的一年继续将盐田出租给他们。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地主并不需要强势监督盐民的日常劳作和收入分成情况，因为盐民太多而盐田较少，不少盐民因为租不到盐田生活困窘，而租到盐田的盐民往往忧心次年地主不再将盐田租给他们。

　　这一时期，盐区村落的土地频频流转，所有的盐田和农田基本没有固定的份额。调研团队在上新村发现了一些民国时期的“白契”（旧时指买卖田地房产未经官方登记盖印的契约），从契约上可以看出，当时与上新村的村民进行土地交易的，除了上新村本地的村民之外，还有附近林厝村的村民以及（南）北寮村的村民。

港口盐民在盐田中劳作 惠州市档案馆供图

　　旧时盐田分配仅凭“口头约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沿海盐业村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惠州（东江）盐务志》记载，上世纪50年代起，当时的东江区盐区没收、征收的盐田产量占总产量的75%，这些盐田，一部分分给广大盐民；另一部分面积较大而又比较集中的，以国家代管形式统一安排生产。据南北寮村的老村民余某回忆，那时候当地盐区成立了盐务所，管理人员很多都是当地的文化人，村民都很信任他们。

　　“村里将地主的盐田收集起来归大队，再分出去，但是没有相关记录。大家都知道分给谁，就没写了。”据上新村的林老村长以及多位村民回忆，当时村里的盐田经过收拢后再次分出去，由于村民互相认识，基本上指着一块地就知道由谁家分得，所以都是口头上约定的，没有留下存证资料。

　　1960年7月，惠东县盐业管理体制发生改变，平海盐务所改制为国社合办企业，成立平海盐场。1961年7月，成立四围（即平海）渔盐人民公社，下设盐业大队，而盐业大队下辖14个生产队，包括罗段、应大、东洲、洪家涌、林厝、上新、大元、大塘头、埔顶、头围、四围、南北寮、古灶、港尾。在访问过程中，南北寮村和上新村的村民们都提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村中设有农业和盐业两个生产队，农业归大园管辖、盐业归东海管辖。据上新村的林老村长在回忆，最初农、盐是合在一起管理的，后来村民出现意见分歧才分开。

　　当时村民们存在的意见分歧主要是盐业和农业哪个更好。林老村长认为，耙盐相比耕种更好一点，盐晒出来就可以卖钱，耕种则要几个月才有收成。可见，各个村落会根据自身的特点来落实政策。调研显示，两村在耙盐的同时也拥有较强的耕种基础，因此也就特别地设置盐业、农业两个生产队。灵活落实时代政策能够更积极有效地促进生产发展，也是村民智慧的体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北寮村和上新村的生产方式主要是盐农并进。

　　“记得当时是由生产队统一收购盐，我们村由东海大队统一收购给平海盐务所，怎样卖就由盐务所决定了。”北寮村村民余爷爷表示，村里的盐产量并不稳定。耙盐是看天吃饭的行当，这可以说是广大盐民心中的统一认知。天气对盐民生产收成情况影响很大。据村民回忆，当时每一条村都设有一个广播站，由总站统一在广播站发布公告，遇到下雨天气会第一时间通知盐民收盐。此外，当时盐务所统一收购盐也会按质量区分为上、中、下等级，这种统筹生产的模式某种程度上也调动了盐民的劳动积极性。

昔日沿海盐业村落成为滨海旅游热地 惠东县委宣传部供图

　　盐业村落步入多元经营发展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时代政策的变化，盐民的生产模式也发生了转变。据考究，1979年，当时的平海盐区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盐区推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翌年，盐区普遍实行“五定奖”的生产责任制和“任务包干到组、到户、到编、按产值计工，以工计酬”的分配原则。

　　据上新村村民介绍，当时村里对盐田进行分配时，统一将18岁以上健全的村民划分为劳动力范畴，平均一个劳动力大约分到20公亩的盐田。另外，盐田也有好坏之分，咸度较高的盐田结盐比较快，收的盐质量也会好一点，相应地，好的盐田分的劳动力会比较次的盐田会多一些。除此之外，还按照每家的劳动力来分盐田，劳动力多的家庭可以分到更多盐田。“耙盐多，赚钱就多，自负盈亏。”据上新村许村长回忆，“当时盐民还以盐田之间的水沟为界，划分各家各户所分到的盐田。”

　　这一时期，盐民生产出来的盐由设在平海的盐务所统一收购——盐晒出来以后，会被堆放在一个特定位置，形成一个个盐堆。当盐堆得差不多的时候，盐务所就直接派船来载，盐民就配合将盐一担一担倒到船上运走。总的来看，各家各户都根据政策安排分到一定的盐田，政府不会干涉盐民的具体生产活动，只收取相应的税收，并规定盐民不可以随意买卖盐田。相比过去，盐民有了更大的生产自主权。

　　1983年，惠东盐区进一步完善盐区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盐田生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五定”（即：定盐田承包年限，定各漏盐田人数、定原盐产量任务、定收入分配比例、定盐田管理制度），全面订立承包合同，确保盐业生产的稳定和发展。

时代变迁，盐民身份屡经重构 陈丽媛 摄

　　调研团队在上新村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承包合同”文件。合同显示，上新村（盐业村）经济合作社作为甲方、村中经济合作社社员作为乙方、港口乡镇农村承包合同办理处作为监证机关共同订立合约。内容主要包括乙方承包土地面积及应交承包款、乙方应承担各项粮食上交任务、土地承包年限、甲方责任、乙方责任等。

　　结合多方资料与田野调查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地方村落在生产方面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南北寮村与上新村都摒弃了以往的口头承诺，转而签订字面合同。这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顺利开展起到推动作用，大大减少了村民在生产过程中的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盐区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也贯彻省盐务局关于“以盐为基础，盐化轻精结合，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利用港汊、荒废围漏地发展对虾养殖，引进外资办厂等。调研团队走访发现，南北寮村、上新村不少村民除了耙盐，还会出海打鱼、发展耕种等。随着时代变化，村里多元经营模式共存的状况开始改变盐区的经济结构，部分盐业村逐渐实现了以工补盐，以副养盐的模式。2001年以后，不少沿海盐区已全面停止原盐生产，盐田逐渐改造成养殖基地，形成以养殖业为主的发展格局，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现在基本没有村民耙盐了，盐田大多改成养殖场了。”当地村民表示，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耙盐盈利空间下降，不少盐田被发展为养虾场，或是引进房地产商进行开发。近年来，惠东县设立港口度假区，大力发展滨海旅游业。昔日盐田遍地的盐业村，逐渐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旅游胜地，盐业生产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指导老师/段雪玉 汪洁）

　　□朱筱静 李桂梅

《天工开物》中的“作咸”（制盐） 陈丽媛 摄

　　古代盐民备受剥削生活多艰

　　在封建社会中，耙盐是一种苦重的徭役。盐民受封建地主、盐商等多方剥削，生活苦不堪言。古代盐的生产关系有多种形式：一为朝廷官府供应生产工具，雇工耙晒；二为招收流放人员及刑徒制作；三为役军士定课煮盐，所产盐斤向朝廷或封建主缴交。

　　一首《盐谣》道出了封建社会盐民的状况：“朝耙滩上泥，暮煮釜中雪，妾身煮盐不辞苦，恐郎耙泥筋力竭。君不见，东家阿娇红粉媚，不惜把锄巧梳髻。昨日典金钗，愁煞官盐价高贵！”

　　随着社会发展，盐的私有制逐渐形成。据记载，民国时期，70%以上的盐田掌握在地主、漏主、恶霸、官僚等群体手中。据考究，当时的盐田地漏主不仅通过地租剥削盐民，还常以高利贷敲诈、侵吞盐民的盐田、房舍，不少盐民因高利贷盘剥而倾家荡产。

　　其中，“放盐青”（又称买盐花）是旧时地漏主以高利贷盘剥盐民的重要手段。地漏主趁着淡季时盐民生活困难，贱价向盐民买盐花，其后高价卖出，从中牟取暴利。而借贷给盐民的高利贷则是利上滚利的“翻车利”。

　　除此之外，地漏主此后开设的盐馆实行“专利统管”，垄断盐田盐斤交易，规定盐民所产原盐不得自行出卖，一律由地漏主统管销售。地漏主采用大斗收、小斗出的手段从中剥削。利用货币贬值之机，故意拖欠盐款。盐民向地漏主佃耙一漏盐田，还需付出斗手费、押金、佃租金以及年节礼金等费用。

　　盐田重租、苛捐杂税，加上高利贷的盘剥，封建社会中的盐民生活没有保障，苦不堪言，不少盐户落得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甚至背井离乡、逃荒求乞。

　　羊城晚报记者 陈丽媛

　　策划统筹/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陈骁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