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眸沧海窄，点笔老天惊”，是明末清初著名高僧函可称赞友人书法作品的诗句，在这里借来评价函可本人的胸襟气度和书法造诣，应该也是颇为恰切的。
函可（1611—1659），俗姓韩，名宗騋，字祖心，是明崇祯年间礼部尚书韩日缵的长子。博罗韩氏是博罗的名门望族、书香世家，因重教育、严庭训而闻名，函可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他是“教训日以严，道义日以康”“读书穷壶兴，落笔竞沅湘”。自小便立下大志。他十六岁考上秀才，意气风发，与之结交往来的知己者，如曾起莘、黎遂球、梁朝钟、罗宾王等，皆岭南才俊。后又随侍父亲任官于两京，韩日缵在朝二十年，“德业声施在天下，门下多名儒巨人”，如倪元璐、冯元飙、黄道周等，函可皆得与把臂论交。
函可肖像。严艺超 翻拍
守节重义 “血流没趾”仍不屈
明崇祯八年（1635）五月，韩日缵劳瘁病逝任上。函可面对家道中落，国事日非，“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乱象，意识到明王朝大厦将倾，“见得人间世，半点也靠不住”，遂生弃世之念。明崇祯十二年（1639），他随曹洞宗三十二代高僧空隐道独入匡山，祝发受戒，易名函可，字祖心，号剩人，时年二十九岁。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杀。随后，清兵入关，满洲八旗金戈铁马驰骋中原，明朝倾覆。住持广州不是庵的函可，闻国变，“悲恸形辞色”，闻江南复立新主，于十二月以请藏经之名乘舟入南京。居住在老朋友、江陵名士顾梦游家楼上。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大约在顺治三年暮春，函可曾返回广东，又随即于同年再至南京。函可于兵荒马乱之际，往返数千里，表面理由是印刷经书，“实暗中为当时粤桂反清运动奔走游说。”（陈寅恪语）函可寓居南京期间，与城内著名反清人士顾炎武、归庄、龚贤、邹典、邢昉等过从甚密；还曾面见了父亲韩日缵的门生——降清后驻节南京的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洪承畴。凡此种种，隐隐透露出函可再入南京“自当另有所图的内情”。当时江宁提督巴山是满洲镶黄旗人，与洪承畴早有嫌隙，阴欲罗致其罪名而排挤之。函可的上述活动自然引起巴山耳目的注意。
五月，清兵攻陷南京，恣意杀戮，金陵城一片血雨腥风。“朝士荐绅多闭户不出。函可独服缟练衣，持拄杖痛哭其门，大呼‘志不可降，时不可失’，闻而感激殉节者十数人，函可咸作为诗歌以吊”，将“亲见诸死事臣，记为私史”。这部私史，就是《再变记》，《再变记》只是手稿，未及刊刻即被清兵搜出，今已不存。
清顺治四年（1647）秋，函可启程返粤，从聚宝门出南京城，“行李过城门，守者检箧笥有弘光帝答阮大铖书稿及《再变记》，乃擒送军前。”南明弘光帝即福王朱由崧，函可夹藏了他的亲笔书信，尤其让人生疑的是，函可这次出城的护行牌文，为明朝降臣洪承畴签发。现见有人手持其发放的证明，“私携逆书”出城，使巴山“疑有党徒，考掠至数百”。这就引发了入清以来的第一宗文字狱。
据史料记载：在酷刑之下，函可始终不松口，“但曰某一人自为。（用刑的）夹木再折，无二语，乃发营候鞠，项铁至三绕，两足重伤，走二十里如平时。江宁缁白环睹，咸知师道者无他，争为之含涕，而不敢发一语。”“血流没趾，屹立如山”，让观者肃然起敬。
洪承畴身涉案中，为避嫌自保，径将此案移送北京。顺治皇帝为稳住洪氏，以“素受眷养，奉命江南，劳绩可嘉”为辞而“姑从宽宥”。函可则被奉旨“拿解来京”，以《再变记》“有干我朝忌讳”为辞流放沈阳，敕住慈恩寺，“奉旨焚修”。而成为满清王朝文字狱的第一个受害者。
函可手迹。严艺超 翻拍
塞外流放 笔耕不辍创诗歌
孤寂寒苦的塞外流放生活，摧残着函可孱弱的身躯，却又激发起他蓬勃的诗情。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死终无恨，我生良独艰。不因频得句，何以破愁颜。”诗歌创作成为函可流放生活的重要内容，创建了东北地区的首个诗社“冰天诗社”。一部《千山诗集》共收录函可生平诗作1500多首，在其生命的最后十二年，诗歌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函可从一个官宦世家的贵公子成为隐身方外的出家人，于明清易代之际，却未敢忘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清保明的斗争，在敌人的死亡威胁面前宁折不弯，风骨凛然；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下毫不气馁，负重前行。后人称其“亦儒亦佛，能忠能孝”，实非虚语。
清顺治八年（1651）辛卯三月，同门真乘自罗浮来访，函可收到了师友的来信，始知四年前清军在博罗屠城，韩氏几乎阖门罹难的噩耗，悲恸不能自禁，写下了令人动容的《得博罗信三首》，其中一首曰：
“长边独立泪潸然，点点田衣溅血鲜。半壁山河愁处尽，一家骨肉梦中圆。古榕堤上生秋草，浮碇冈头断晓烟。见说华台云片片，残枝犹有夜啼鹃。”
真是字字泣血，读之让人唏嘘。之后，他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哀悼在抗清斗争中死难的亲朋好友，鼓励幸存的韩家子弟要奋发踔厉，重振家风。他在写给侄儿阿蒙的信中说：“数年来屡得蒙手书，我每读必欢喜合掌向天曰：我文恪公（函可父）不绝也，我车太夫人（函可母）不绝也。”
尤为难得的是，他写给侄儿阿蒙的书信，竟然被博罗韩氏后人保存下来，让我们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得窥函可书法真迹。这几纸家书，虽然年久蠹蚀，个别文字已难辨认，但仍然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见函可的书法造诣。正如书法家赵玄所言，这两封信札，虽出于函可残年之手，字里行间却毫无衰败之迹。通篇数百字，点画精准细腻，结字严谨宽博，布局流畅自然，情感尽显笔端，意境雄浑苍莽的书法与傅山更接近（详参赵玄《品读函可大师的书法艺术》，下引同)。
明代晚期，城乡商品经济异军突起，各种社会矛盾激烈碰撞，众多思想流派相继登场，以陈白沙、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更是风行，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成为时代风尚，书坛的风气亦因之发生巨大变化，名家辈出。
函可身处时代风口，而晚明书画界的标志性人物倪元璐、黄道周，又恰恰是韩日缵的门生，与函可有着长期密切的交往。据史载，函可祖父的墓碑即为倪元璐所书，而黄道周年轻时因追慕韩氏丰富的藏书和家教，曾在博罗韩家居住数年，更是函可的“发小”，他们之间在书法审美的取向上，无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赵玄称誉函可的书法笔墨沉郁，惜为诗名所掩。出身于官宦士族的函可，其风格却与在宫廷、贵族中常见的细谨华丽大相径庭，这显然与朝代兴衰的剧烈变换，以及其人生际遇、倔强执着的性格有密切关系。赵玄称函可书法气格非凡，无柔媚、甜腻、造作之弊，实为动人心魄之杰作，指出“仅就书法而言，自然流露的作品不一定是杰作，但杰作一定是自然流露的产物。”函可的作品正是如此，他在书写中不经意地注入了丰厚的文化素养和深刻的人生体验，从而获得了穿越时空的人格魅力和欣赏价值。
（吴定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