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考古实证东江流域为岭南陶器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
赫赫“东江窑” 煌煌“岭南陶”
惠州博物馆“东江流域的文明”展厅缚娄之谜单元，一个高逾70厘米，口径57.8厘米、最大腹径达65.4厘米的修复陶瓮陈放展厅中央，异常显眼。
这件春秋陶瓮，是博罗县横岭山墓地出土的众多先秦陶器中的一件，已经有2500年。该陶瓮为灰褐色泥质硬陶，一半是拼接的碎陶片，一半是白色石膏，通过修补勉强复原，可见其体型完整硕大，纹饰精美，敞口、口沿内侧装饰刻画纹，上腹饰勾边阴线夔纹，下腹饰方格纹，显示出较强的装饰风格，流动着一股粗犷朴拙的远古艺术风。
好奇的观众也许会问：“考古发掘的陶器成千上万，完整陶瓷也不在少数，何以把这件破破烂烂的陶瓮奉为‘镇厅之物’？”这还得从陶瓮的出土地——博罗县说起。
梅花墩窑
东周前期陶瓷器生产的代表
近四十年来，博罗县因在野外发掘中的重大发现和重要成果，数次给广东考古界乃至中国考古界带来惊喜，成为惠州唯一在《中国陶瓷史》榜上题名的县。
罗浮山南麓、东江北岸，博罗县园洲镇田头村，农田鱼塘之间，先秦时期梅花墩窑址藏身其中，遍地都是碎陶片，随便捡起来的都是千年历史。
平日里，除了村民干农活时会踏足，其他时间这里都静悄悄的。一个先秦制陶遗址的故事，仍然需要更多的场域去传播。
但讲起当年的挖掘考古盛况，田头村老一辈村民都历历在目，有村干部还配合考古发掘工作，他们说，“那时有大批的考古人员驻村，阵仗很大！”
梅花墩窑址原有四个墩，其中三个墩在20世纪60年代被清理。1992年至1995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剩下的一个墩进行两次发掘，清理出龙窑一座，窑体长15米，出土以夔纹为主的陶器、原始瓷器数千件，陶器的烧制温度接近1300℃。
根据华南理工大学有关专家对梅花墩窑遗址第三层和第四层出土陶片和瓷片所做热释光年龄测量，梅花墩窑大约在距今2800年，为春秋早期。
研究人员发现，就制作工艺和生产技术而言，梅花墩窑出土器型种类多，生产数量大，产品质量好，在生产工具、纹样、龙窑烧制技术的运用乃至原始青釉瓷的出品等方面，均超越以往的制陶水平。
梅花墩窑出土的春秋时期夔纹印模。
梅花墩窑属于初始阶段的龙窑，较广东以往的窑穴具有规模大、升降温快、能达到较高的温度以及可以维持还原气氛等优点，陶瓷器的烧成温度超过1200℃。这是广东地区陶瓷生产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梅花墩窑出土陶瓷器上万件，器物丰富，研究人员将其划分为生活用器、陶制动物、陶制工具三大系列。
生活用器主要是泥质硬陶器，泥质灰陶居多，次为泥质红褐陶、夹砂陶器，釉陶最少。纹饰常见为方格纹、夔纹、菱格纹、篦点纹和重圈纹等，菱格凸块纹、方格凸点纹、篦刻线纹、云雷纹、弦纹等也较多见，此外还有少量编织纹、曲折纹、水波纹、指甲纹，以及小圆泥成对粘贴后压圈而成的附加“目”纹，不一而足。
动物模型种类以牛、羊为主，另有鹿、鸡、鸟、狗、鼠等。大部分动物模型光素无纹，少数见有圆圈纹，附加“目”纹、羽状纹、刻划纹、篦点纹和刻画符号。
梅花墩窑出土的春秋时期灰陶羊。
陶制工具即窑场工人所用生产工具，有陶纺轮、陶网坠、陶拍、陶垫。其中，陶纺轮有菱形、算珠形两种；陶网坠有圆柱形、方柱形、扁圆形三种；陶拍有蘑菇形、椭圆形和拍面长方形三种，拍面有方格纹、斜方格纹、凸浮夔纹等；陶垫有蘑菇形、梯形、椭圆形三种。
梅花墩窑址出土的陶器，从器型和纹饰来看，也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在器型方面，据刘成基、杨少祥撰写的《广东博罗县园洲梅花墩窑址的发掘》介绍，“陶器种类有罐、豆、瓮、釜、碗、钵、杯、簋、盘、壶等。”《周礼》记载：“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先秦时期生活在东江流域的百越之民，虽不可能完全照搬《周礼》制度，但当时的等级制度反映在器物上的相仿或相似性，可谓是符合时代特征的。
梅花墩窑出土的春秋时期陶压锤。
在纹饰方面，以夔纹为主。研究表明，在漫长的制陶工艺生产实践中，远古陶匠在“凹”“凸”点状纹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实践摸索，衍生发明了云雷纹、方格纹、水波纹，直至繁复精美的夔纹。梅花墩窑可谓形成广东陶瓷历史发展中的独特现象——印纹硬陶的文化标志。
梅花墩窑址的考古发现惊艳世人，列入岭南考古夔纹陶文化类型，成为经正式考古发掘的广东为数不多的春秋时期遗址。
它也是当前广东发现时间最早、最先进的龙窑和全国发现最早的龙窑之一，在广东陶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被考古界推崇为广东“东周前期的陶瓷器生产之代表”。
梅花墩窑出土的陶锤、陶模、瓷豆、瓷碗等文物，在广东尚属首次发现。对其出土的黄牛、水牛、陶羊等动物陶塑，李公明在《广东美术史》评价：“从雕塑造型的艺术史的角度看，这是十分值得珍视的考古发现。”
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编的《中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2000年卷》称，“它（梅花墩窑）的发现和挖掘，将广东龙窑的历史提前了近两千年，为广东先秦考古学的断代建立了重要标尺。”
水火既济而土合，是为陶。梅花墩窑，成为东江流域陶瓷重要源头。
银岗窑场
实证夔纹陶早于米字纹陶
从梅花墩窑址往东七八公里，10分钟车程，便能来到博罗县龙溪街道银岗村银岗古窑场遗址。
和梅花墩窑址一样，银岗窑也属于岭南地区先秦时期重量级的古窑址，引人注目。
银岗窑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遗址南面约2公里，东江自东向西流过。窑址地势平坦，水网密布，分布于七个低矮山岗，由东向西分别为岗谷岭、松毛岭、猪屎岭、松园岭、松古岭、瓦片岭、鲤鱼岭，七座小山前面有一口大型圆形湖泊，故当地村民称其为“七星伴月”。
银岗古窑场。
银岗窑于20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时被工作人员发现。1996年11月至12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广东省文化厅文物处举办考古培训班学员实习，对银岗窑遗址进行首次发掘，发掘地点选在松古岭和瓦片岭，自西向东分为三区，共计发掘面积约900平方米。此后，博罗县博物馆协助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1997年至2003年对松毛岭和松古岭进行发掘，迄今整个遗址揭露面积约3000平方米，历经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主要有龙窑4座，以及灰沟、灰坑等遗迹。
迄今为止，广东发现的先秦时期龙窑遗址共3处，其中园洲梅花墩春秋时期龙窑1座，龙溪银岗战国时期龙窑4座，以及与博罗相邻的增城西瓜岭战国时期龙窑2座。这些制陶遗址，均分布在东江流域。银岗窑址发现4座龙窑，其数量全国罕见，成为东江流域先秦龙窑标杆。
考古发现，除了龙窑烧制区，银岗窑遗址还有取土区、陶器加工场、码头等分区，码头边的小河可直通东江。在两千多年前，陶匠陶工在龙窑旁炼泥、拉坯、守窑、装陶，维系生计，无意间烧旺了东江文明薪火。
1997年银岗窑址考古发掘现场。
银岗窑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制生活器皿，包括罐、豆、鼎、瓿、盒、碗、杯、钵、陶珠等600多件完整陶制品，以及众多夔纹陶和米字纹陶的碎片。此外，此地出土一批陶拍、陶垫等制陶工具和铜铁器，出土文物繁多，文化内涵丰富。
银岗窑址的挖掘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从文化遗存来看，银岗窑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为“夔纹陶类型”遗存，晚期为“米字纹陶类型”遗存。此前，广东考古研究界对“夔纹陶类型”遗存和“米字纹陶类型”遗存孰早孰晚的问题，争论了40多年，银岗窑址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夔纹陶类型”遗存早于“米字纹陶类型”遗存。
“夔纹陶类型早于米字纹陶类型有了新证。”杨式挺、邱立诚、冯孟钦、向安强等考古学者把这个发现写入《广东先秦考古》：“1956年以来，广东各地的考古发现已经可以证明，夔纹陶类型文化要早于米字纹陶类型文化遗存。这主要从器物的特征、组合及共存关系去证明，夔纹陶一般是不与米字纹陶共存的。但夔纹陶遗址是否与米字纹陶遗址分开分布的，缺乏从地层上下叠压关系的直接证明……1995年初，在博罗县园洲梅花墩发掘100平方米，并清理了一座残长15米的龙窑。同一文化层出土了一批夔纹陶罐、豆、簋形器和弦纹、篦点纹器盖等，但没有米字纹陶共存。更难得的是发现一件夔纹陶拍（印模子），还有30多件动物陶塑。这样，终于找到了夔纹陶的烧制窑址。1996～2003年，在博罗龙溪银岗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东周时期窑址，并且从地层叠压关系上发现了米字纹陶、铁器在上，夔纹陶、青铜器在下的实例，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夔纹陶遗存早于米字纹陶的遗存。”
银岗古窑场出土的三足盒。
虽然银岗窑遗址与梅花墩窑遗址相距不远，两地窑炉结构也基本相同，银岗窑却没有发现与梅花墩窑相似的原始瓷器。考古人员认为烧制釉陶器与烧制原始瓷器在技术上是基本相同的，两者的差异点是坯体的化学成分有所不同，共同点则是都施釉，可能是因为银岗窑没有瓷土，所以只见釉陶未见原始瓷器。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在银岗松毛岭西坡的4座战国时期龙窑，还发现岭南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筒瓦、瓦当等，说明当时的人们已掌握建房技术。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进步，为东江先民们逐步脱离穴居溪洞生活提供了基础条件。
银岗窑址成为岭南迄今所发现的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先秦陶器制作工场，并于2002年被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从西周、春秋到战国，时间跨越数百年，银岗窑存续时间无明显的间断，考古界认为这是一处具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窑场遗址，对于研究先秦时期东江流域乃至整个岭南地区制陶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都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古制陶业
惠州是岭南陶器文明发源地之一
梅花墩窑、银岗窑出土的大批文物表明，先秦时期的东江流域有着颇为发达的制陶业。
实际上，在这两个重量级窑场遗址挖掘前后，东江流域还发现了不少先秦窑址，同样有令人惊喜的考古发现，共同印证了缚娄国灿烂的古陶文化。
1956年，考古人员在惠东梁化花树下春秋遗址发现青铜鼎、青铜矛等青铜器，还有发现陶碗2件以及陶鼎、陶罐一批。次年，梁化沙公岭出土一件战国时期的刺弦纹陶瓮。2021年，在梁化花树下水库附近又发现一件造型优美的商代陶罐。而在博罗铁场苏屋岗等地出土的夔纹陶罐等陶器，形制精美，釉色青绿，晶莹碧透，可称之为“原始瓷器”。
博罗横岭山墓地出土的陶瓮。
在距梅花墩窑、银岗窑东面直线距离不到20公里处的博罗横岭山墓地，是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也是广东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先秦古墓群，出土近千件随葬品，有青铜器以及大量陶器、上百件原始瓷器，以陶瓷器物居多。
横岭山墓地出土的先秦陶器，有印纹软陶和印纹硬陶，其中软陶质地松软，以灰黄色、橙黄色为主；陶纹有方格纹、叶脉纹、席纹等。硬陶质地坚硬、细腻，烧造温度约为1100℃。陶色以灰色、灰褐色为主，印纹有方格纹、夔纹、云雷纹等。
其中一件陶釜引起考古人员注意，其通高17厘米，口径13.5厘米，底径17.1厘米，黄褐色夹砂陶，表面装饰席纹较细并模糊不清。圆唇外撇，束腰圈底，底部有炱。器物出土时口沿残损，经广东省文物专家鉴定为西周陶釜，距今约3000年。经修复后，该陶釜整体保存状况较好。
陶釜为古代陶制炊具，为岭南地区的传统炊器。横岭山墓地出土之陶釜，底部有炱，不仅表明西周时期惠州地区陶艺制作技术不断进步，制陶规模、品种也有很大的发展，也从侧面证明惠州先民生活于江边、海边，河鲜、海鲜可分开煮。有研究人员甚至认为，“或许惠州人爱喝汤的饮食文化亦源于此。”
此外，横岭山墓地发现有原始青瓷制成的瓷罐、瓷豆，胎质为高岭土，施用石灰—碱釉，呈青黄色。由于烧成温度偏低，在1200℃左右，所以胎呈灰白色，釉与胎结合不紧密，出土时已脱落殆尽。
横岭山墓地出土陶器。
经检测分析，再综合横岭山墓地出土的原始瓷胎、釉组成的模式特点，考古人员推断梅花墩窑生产的产品，即为横岭山出土的第一类也就是大多数青色釉原始瓷样品，继而推测梅花墩窑是缚娄国的一个陶器生产基地。
有意思的是，在博罗横岭山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绝大多数刻划了符号，并且同一符号较多，符号相同的器物形制相同。专家认为，此处出现这些有符号的古陶，是制陶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产品成为用来交换的商品，生产规模随之扩大，劳动成果需要区分，刻划符号可能是区分劳动成果的标识。
再从横岭山往东南方，距离惠州市区约12公里的惠城区三栋镇官桥村西枝江畔，有一处名为瓦窑岭的小山坡，海拔只有5米、岭顶面积约200平方米，曾先后发现春秋遗址、北宋窑址，其中该春秋遗址成为惠州中心区——惠城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文化遗址。
瓦窑岭，顾名思义，隐含着陶瓷、烧窑等信息，沙土层层叠叠沿着山脚往山顶分布，仿佛一摞泛黄的史书叠置于此。1983年12月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普查人员在瓦窑岭山顶发现石刮削器、砺石、陶网坠和磨制的石网坠，同时还发现一批灰红色的几何形印纹硬陶片，纹饰有夔纹、小方格纹、蓝纹，还有夔纹、菱形纹和弦纹的组合纹；方格纹有凸有凹，夔纹陶片数量最多，与粤东各地出土的春秋时期陶罐上的夔纹相同。
瓦窑岭春秋遗址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属夔纹陶文化类型遗存。
纵观陶瓷发展的历史，一个窑址的兴盛，离不开地缘便利和精湛技术。瓦窑岭周边原来都是地势平坦的草地，尤其是岭东为大片草地和西枝江，水力、水运均称便利，可谓天时地利兼备。掌握了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后，东江先民在城市郊外的繁衍有了基础和依靠，更多的陶瓷产品被创造出来。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考古界认为，岭南地区是我国最早发现使用陶器的地区之一，是中国陶瓷文化最早发源地之一。
岭南地区东江流域，泥火相拥转化的弦歌不断。综合考古资料，在东江流域，从博罗梅花墩、银岗，到惠城官桥瓦窑岭，以及广州增城西瓜岭、河源龙川登云镇等地，都发现了先秦窑址和陶片，呈现出一个分布宽广、颇具规模的先秦龙窑群，这足证惠州是岭南陶器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陶瓷文明
成为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的载体
众所周知，制陶业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也被称为“古代最赚钱的手工业”。
先秦时期东江流域发达的制陶业，极有可能是东江先民温饱富足的基础，甚至是缚娄古国的财富来源。
博罗银岗窑制陶规模如此巨大，在考古界看来，它折射出一个庞大社会群体的消费需求。东江流域的人口规模和经济状况，以及其陶瓷生产与供给体系的存在，亦可窥一斑。
东江流域所生产的陶器，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外销他地，促进先秦时期惠州与相邻地区的经济往来。
考古发现，南海沿海和海岛均发现有惠阳平原上博罗梅花墩窑、银岗窑或广州增城西瓜岭窑的产品，例如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的原始瓷豆，以及深圳的叠石山、大梅沙、鹤地山、九祥岭、铁公坑，珠海金鼎外沙、鸡山、外伶仃岛石涌湾等遗址的陶罐或陶豆的残片，推论东江先民利用他们铸就、生产的青铜器、陶器及原始瓷器，与环珠江口地区的人交换玉器。
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
研究人员甚至以聚落的视角宏观地考察东江流域先秦窑场，梅花墩窑址和银岗窑场两处窑场相继繁荣，具有时间上的替代性，这或许是生产原料的日渐匮乏，必须较频繁地更换窑场场地。鉴于当前这两个窑场附近未发现农业聚落，因此它们实乃专门化的窑场，其产品用于交换。还有一种可能是，梅花墩窑址、银岗窑场与横岭山各自相隔约10公里，距离较近，三地均出土同时同质同类同形态的夔纹陶文化遗存，这暗示着三地之间存在一个尚未发现的、相当规模的聚落群。
这是不是缚娄国的中心聚落或都城，暂时没有依据，不过可以推论，聚落群的人们除了经营农业，还有部分人在附近烧制陶器和制作青铜器，因横岭山附近缺乏低铝黏土，部分居民则到更远一点的梅花墩窑或银岗窑去烧制陶器和原始瓷器，这些产品中的部分，供给环珠江口地区，并交换回当地的特色产品玉器。如此，惠阳平原与环珠江口地区便形成了一个宏观聚落形态中的经济圈。
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吴定球、何志成等专家考究后亦认为，日益丰富的考古成果证实，东江流域在先秦时期确实存在过一个部落方国，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它的国家形态似乎尚未得到充分的发育，仍处于部落酋长制的阶段，但它已经能够制造和使用各种青铜器为自己的生产、生活和战争服务。同时，还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制陶工艺，进行大规模的陶器甚至是原始瓷的专门化生产，陶器产品已达到了瓷器发生的临界水平，并形成以此为中心，建构了一个范围颇为广大的陶器交易圈。
文化内核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先秦惠州以陶器为载体，在交易互换过程中，开启了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先声。
按照目前岭南考古界的认识，以年代顺序划分，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分别出现“浮滨类型”“夔纹陶类型”“米字纹陶类型”三种不同文化遗存。
制陶业滥觞与勃发，带来先民的往来和族群的迁徙，促进外来文化多方位引进和融入东江流域。
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展示的各类陶瓷。
《粤地考古求索：邱立诚论文选集》认为，“不应忽视浮滨文化的釉陶器对周时期博罗梅花墩、银岗等窑场原始瓷器的生产所起的影响，正是浮滨文化的西渐带来了施釉的技术，使原始瓷器在珠三角地区泛起，并使珠三角迅速成为原始瓷器的生产大户，缚娄国在这一区域的兴起当与此不无关系。”
惠州博物馆近年从本地收藏家手中征集的两件夔纹印模陶拍，均为泥质灰陶，低温烧制而成，为双F纹，经广东省文物专家鉴定为春秋时期，距今2500多年。吴海贵、吴孝斌、曹子钧著文《双F纹源流初探》认为，“陶器上拍印双F纹，最早发生在东江中下游地区，而后随着文化的扩张、传播，这种文化因素才辐射到周围，并非一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是由岭北不断向南传播的。”
这两件拍印纹饰极有可能是银岗窑制作器物时所用工具，为探讨岭南地区先秦文化面貌、特征、谱系及其与赣江、鄱阳湖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关系，都提供了新的资料。
专家解读
夔纹陶堪称“缚娄国器”
千年风霜，磨损不掉工匠们镌辍的品质与窑火淬炼出的烙印。
一件件陶器、一块块陶片，以器型与图案，铺陈一部煌煌“陶史”，写就先秦时期东江文明的华丽篇章，在岭南文明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
在惠州市东平窑陶瓷艺术研究院院长余小伦看来，东江流域是广东迄今发现的百越时期生产印纹陶窑遗址最多、出土数量最大、制作工艺最优、种类最全的地区。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梅花墩窑与银岗窑。
就其内涵而言，夔纹样式要比陶器本身更加具有象征意义。
夔纹在中华传统典籍中，是中国龙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概念。《说文·攵部》有言：“夔，神魅也，如龙，一足。”《龙经》记载：“夔龙为群龙之主，饮食有节，不游浊水，不饮浊泉。所谓饮于清、游于清者。”《尚书·舜典》：“伯拜稽首，让于夔龙。”
余小伦潜心研究惠州古窑陶瓷多年，综合史料和田野调查，他认为，梅花墩窑夔纹陶器在岭南陶瓷史乃至中国陶瓷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根据目前资料，先秦时期岭南尚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因此，图案便被赋予了社会功能，如不同的器型、不同纹样的陶器由不同阶层人物使用，这样既可以区分等级次序，也显示出资源效能“节俭”的状况。此外，夔纹因其“复杂”生动的造型构图，被许多考古专家学者视为脱胎于商周青铜礼器中夔纹的样式，并且属出土地聚落族群、部落或国家的图腾标志，成为统治权威的象征。夔纹陶在东江流域出现的文化内涵，因缚娄国的史实依据，被赋予了“国器”或“缚娄之陶”的概念。因此，夔纹实乃“百越陶纹”中最具代表性、最经典的样式。
“梅花墩窑址出土陶片标本以夔纹为多见，在工艺制作上，夔龙纹样的使用既有单一，也有重复和组合，十分讲究。”余小伦认为，梅花墩窑可以被视为岭南东江流域陶瓷艺术源头之一，基于此，惠州可以考虑打造“岭南夔龙”陶瓷品牌。“岭南夔龙”可以梅花墩窑出土陶片标本上的图案为原型，通过现代设计技术和手段，使陶器无论在器型还是装饰的审美效果上都达到一定高度，打造实用与美观兼具的器具。
当前，江西景德镇湖田窑、浙江龙泉窑、河北定窑、陕西耀州窑、河南钧窑及汝窑等，都呈现“古窑新烧”的特点。惠州可以效法，打造以夔纹为主题的“岭南夔龙”品牌，顺应手工业制作领域的潮流，让古老的龙窑重现生机。
